提起这些，杨震有些感慨的道：“在打通与中央的联络之后，为了弥补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不足的情况，我在向中央求援时候，之所以宁可定着某些方面的压力，也再三要求不要那些肃反专家，就是担心有些事情会重新上演。”

“我们这支部队來源之复杂，恐怕为我军历史上独一份，有战俘出身的各级干部，还有抗联出身的干部，而战俘出身的干部，又分为和我们自己人两大块，而抗联很多一部分干部都是山林队，也就是所谓的土匪出身。”

“就算是党领导下的抗联也因为形势的关系，一直长期独立在外，距离中央千里之遥，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各级干部与关内的干部，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时的情况，在某些人眼中恐怕是相当的不纯洁。”

“如果真的來那些肃反专家，按照过去的老一套來办，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这支部队就得彻底被自己给搞垮，我们现在的这些高级干部，又有几个能够过关的，恐怕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无法过关，老首长别忘了，我也是战俘出身。”

“我不反对肃反，肃清部队内部的敌特分子，这对部队的安全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将一切问題的解决都用肃反的名义进行，甚至捏造罪名不分敌我的乱杀一气，那样我们这支先天就有些不足的军队，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苏联的大肃反真正的危害，不是单纯的杀掉多少究竟考验的高级指挥员，更大的伤害是打掉了苏军的灵魂，以及造成了军事理论的断层和新军事技术的更新，苏军眼下的战局，正是不分敌我肃反带來的严重危害。”

“我们沒有苏军那样雄厚的底子，更沒有那么多的军事院校，周边的形势，更是比苏联要严峻的多，好不容易培养出來的这么一点人才，如果再给肃反掉，那么别说发展了，恐怕连生存都很难。”

“今天在这里的是我最敬重的两位老首长，换了别人我可不敢说的这么明白，当着两位老首长，我也沒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今天说这些，只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这支从苦难中走出的军队，千万不要在重蹈苏联今日的覆辙。”

“有些问題、有矛盾可以摆出來，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因为不同意见打倒一大片，不要因为已经天下太平了，就自己人整自己人，更不好将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搞到什么路线斗争上去。”

杨震这些话，说的很是有感而发，原來老抗联的政治工作基础，原本就远不如关内部队雄厚，各部队成分复杂，各级指挥员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很大一部分部队都是收编的山林队。

而杨震带领的战俘出身的那些老底子，更是组成异常的复杂，不仅分为国共两大派系，就连出身的战俘自己，也因为出身的部队不同，分为相当多的派系，这些人员來源和背景不同，相互极其不信任。

少数中央军出身的人，看不起杂牌军出身的，同样杂牌军出身的人，对中央军出身的人也是异常的防范，自己内部都相互不信任，更何谈与共军战俘相处融洽，之所以在突出日军细菌战基地之后，沒有就地溃散。

除了当时的形势，让这些人要想活下來只能牢牢的抱在一起之外，恐怕就是杨震这个将他们拯救出來的带头人，在拯救行动之中表现出來的声望，当时可以说，如果杨震牺牲，那么那支装备残缺、士气涣散，连必要的生存条件都沒有的孤军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

在最早与抗联四军残部合并之后，因为原本抗联的政治工作，相对关内那些经历过严格考验的老红军出身的部队就比较弱，组织也不像关内部队那么严密，再加上在开始阶段，抗联人员数量过少，其中的政工干部的数量更少。

同时抗联也缺乏关内部队，那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工作并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全靠杨震和郭邴勋两个真正的带头人，一点点的苦心经营才维持下來，很多事情，都是靠着杨震自身的威望硬生生的压制下來的。

为了一点点的改变这支部队，将其真正的建设成为一支像红军一样，拥有拖不跨、打不烂的钢铁一样战斗意志的铁军，在缺乏合格政工干部的情况之下，杨震这个军事干部，可谓是煞费苦心，其难度并不比后世解放战争时期，改造那些起义部队容易。

直到与关内打通了联系，中央从关内老部队抽调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政工人员，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抗联部队合并进來，情况才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部队，才真正的脱胎换骨。

如果当初中央抽调來的人员，真有那么一两位的肃反专家，來到东北为了纯洁所谓的部队，大开杀戒乱杀一气的话，别说那些前战俘，就是饱受路线斗争之苦，也经历过类似事件的抗联老干部都恐怕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