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纺织，织布，毛毯，染作，切纸，织作等手工业。

而且镇上每天有许多等待雇佣的工匠。

由于棉布业发达，有许多商人到这里来“坐床收布”。众多江南市镇的交易都有日市，早市，晚市和夜市之分，样式繁多，是它的又一特点。

另外江南市镇的交易情况与时间，除“日中为市”外，国各地生产，生活习俗的不同，还有早市，晚市，夜市等，其中早市也较普遍。

如嘉定县的“棉布，蒲溪，竹器”等交易，“以黎明或清晨为市。

其意谓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不妨一日之功。”

章练塘“镇东新街至轿子湾，街道摩肩，繁盛为一镇之冠”。

江阴县的华墅镇，市东西相距三里，南北二里，“邑中纸镇之大者称华墅，青阳。列肆繁盛，百货皆备，濒江各乡贸布者，向以午夜率明灯列市，今则改易镇西南。”

苏州的安亭镇，居民以南北两桥为市，“黎明而集，日中而散”，“自早至日中，涩沓相竞，市声沸水面”。

盛泽是个繁荣的大镇，“四方大贾辇金而至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江南市镇的出现，兴起于宋元而发展于明清。

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及清朝康熙以来，市镇的分布已遍及江南各地，并涌现出一批工商业繁盛的市镇。

这些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标志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也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

这些大小市镇，分布江南各地，与农村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市场。

其流通范围大都在本地，县三间的邻近地区。

市镇的出现，成为封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封建社会后期市镇的发展应该说封建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镇的发展水平几乎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发展的标志之一。

与广大农村联系的纽带，区域关系是通过城市，特别是通过市镇深入农村农民生活的，并促进农村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的，这种互相推进的经济运动就是封建社会后期母体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才说它们在明清曾经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变革。

就像上面说的，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早期的工业化。

像是有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

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一提起“早期工业化”，人们习惯性的理解，就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殊不知，它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工业化。

西方学者对此早有判断，他们指出，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1—p237，259]。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2—p16]。笔者认为，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是严谨的历史解读。

本文试图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来与之相呼应。

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瞥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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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江南)并不比欧洲(英格兰)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3—p15]。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GreatDivergence，黄宗

智译作“大分岔”)，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

这种观点，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指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上称霸。“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4—p27，166，167]。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更加言之凿凿，甚至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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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不包括前苏联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3(1，(中国)、23(3，(欧洲);1820年则分别为33(4，(中国)、26(6，(欧洲)。1700，1820年间GDP增长率，中国为0(85，，欧洲为0(65，[2—p15，16]。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学术值得进一步探讨。根据笔者对江南市镇的长期研究来看，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包括英国)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引者按: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门)、桐(乡)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6]。可见，以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说，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当然是乡村工业、原始工业)，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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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业作为主业，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7—p187]。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