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

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

他的著名军师刘基(号伯温)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

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著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

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

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

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的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

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

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相当于高官)全由流官组成。

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

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

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于优势。

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

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

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在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

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土制推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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