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后，全国形势动荡，西南边疆政局也处于飘摇之中，晚清政府疲于应付，既不能也不愿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了。

南甸宣抚司得以延存至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诞生后，土司制度仍在运行，这不仅与“三民主义“相违背，而且直接阻碍着国民政府在边疆统治的深入。

国民政府开始对全国行政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云南边疆管理机构也随之进行了重组。

尤其是1912年英国殖民者进侵片马，滇西发生了边疆危机，加强边疆的统治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改土归流再次为各方所关注。

卯遮弹压兼交涉副委员周谟提出，以驻防该地的国民军为后盾，“密知各营管带，通令各司改流……除南甸，干崖，遮放，猛卯稍有兵力，余则摧枯拉朽耳。”

云南都督府驻大理的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上经营土司急进，缓进二策“，建议实行改土归流。

不过大家知道，在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边区的改流。

云南政府根据李根源的建议，决定“从其次议，谓急于改流，转多顾虑.不若为之更化善治，以守潜移默化之功。”

于是1912年，云南都督府在南甸宣抚司设八撮县丞(附属于腾冲县)，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的改土归流艰难地启动了。

当然，需要说明，在改土归流前，南甸宣抚司制度可是十分完备。

不过，在这之前，还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土司，在民国时期的土司的话，和之前的封建王朝相差不多算是该境内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长官，有绝对的独裁权。

土司之下设等级不同的属官，分别领有土地和管理权。

同时，为了更好地统治自己的辖地，土司们还都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结构形式。

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权机构组织系统。

正印土司官，一人，世袭，为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宗教上的领袖，其身份恰如帝制时代之君主。

遇正印土司官出缺，或年幼不能理事时，由其亲属中之一人，出来代为总揽政权。

代办在摄政期间，相当于摄政王，一切权力与享受，完全与土司相同。

其次是护印，护理.护印由正印土司同胞兄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充任，协助土司处理公务。

护理在无正印土司只有代办时设置，是由代办的同胞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担任，其职权与护印同。

再次，是猛，准，印三级属官，构成衙门中当权的贵族集团.。

倘若把土司比作封建帝王，则族官便是受封的公，侯，伯，子，男诸爵;若把土司比作大诸侯，则族管便是境内的卿大夫，地方职官就是各村寨头人。

当然，也不尽然，像是傣族寨就为田亢头，田亢尾，老幸，头人，客长，汉族寨为练绅(相当于田亢头)，村长。

土司衙门专门设有一整套办事制度，统称为“三班六房“，即三堂班，承堂班，亲兵班，门房，差房，茶房，书房，账房，军装房。

这种政权组织系统并非很复杂，下属皆以土司之命惟从，当职人员又熟知职责所在，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能够十分顺畅办理事务的。

军事结构.土司拥有土兵，分为两种形式:1.土司衙门的亲兵。

这是经土司授权后，为维护地方的社会安宁，边疆的稳定，保卫衙门及镇压属民反抗等而设立的组织。

亲兵直属土司指挥，平时担任衙门和司官官宅的守卫，战时随土司出征。

如1903年，南甸土司刀定国制造的“小邦杏惨案“就是操纵120名土司兵完成的。

可见，土司兵数量不菲。

其次是各民族义务兵，这是由当地各族百姓中的男子担任，每户都有义务兵，平时耕种，遇战事要自带武器粮食随同土司出征.。

并且，土司还有霜降操练的传统。

法律，教育制度，土司是其辖地法律的最高体现者，所有的法律条文都集中体现了土司的利益和要求，属民的生命完全由土司主宰着。

土司衙门差房内专门设有监狱和各种酷刑，至今南甸司署保留下来的血孔铡刀就是明证。

属民被施刑后，还要被迫交纳“棍子钱““链子钱“等。

明朝严格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应袭。”

1661年，顺治朝规定，“滇省土官子弟就近各学立课教诲“。

清代至民国，南甸司署内均设塾馆。

因此，土司及子弟一般都接受了汉儒教育。

土司垄断教育，在其属地不仅不推行教育，还对那些主动接受教育的属民加以非难。

属民，尤其是傣族平民在民国以前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傣族男子只有在进佛寺当和尚才能学到傣文，女子更无从谈及受教育了。

而南甸宣抚司级别较高，拥有人口较多，实力雄厚，辖地广阔，在滇西十土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南甸宣抚司使龚绶以“十司领袖“自居，其实力和影响在滇西土司区是首屈一指的，统治尤为牢固，其制度在民国以前也较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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