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狄青率兵镇压侬智高起义后，左右江一带追随侬智高的溪峒酋长纷纷表示巨服宋朝。

宋王朝统治者乘势对羁縻州县进行调整，根据辖地和势力的大小，分别建立州、县、峒三种土官统治区，参用宋军将校，改变以前单纯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的办法，对土官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的还委派汉人主簿，以监督控制。

这种新的土官制度，加强了宋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到了元代，广西土司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善。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全盛时期，其重要标志是土官统治的地区进一步扩大。

明王朝刚建立，左右江土官相继归服朝廷。

当时，中书省大臣建议:广西诸峒虽平，宜迁其人入内地，可无边患。

大将军杨璟主张:“蛮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

而明王朝最高统治者朱元璋不同意此意见，认为“溪峒蛮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叛，未可轻动，惟以兵分守要害”，“蛮獠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

于是，明王朝根据当时广西的社会状况，对元朝所委派的土官一律继续任用，“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这样，土官统治地区从原来的桂西地区进一步扩大到桂东地区，“广西全省惟苍梧一道无土司”。

也就是说，明代的广西地区，除苍梧道以外，其他各地都有土司的建制。

土府、州、县和土官增多，是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全盛的另一重要标志。

唐代在左右江流域及红水河一带，共设立羁縻州21个。

宋代不仅承袭唐制，而且还有所发展，广西西部的羁縻州增加到44个，并在州下设县峒。

到明代，由于明王朝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广西的土府、州、县和土官继续增加。

据史籍统计，明洪武初年，广西共有土府、州、县55个，其中土府4个、土州46个、土县11个、土镇1个，它们分别是:

思明府、镇安府、田州府、来安府;归德州、南丹州、永州、鸾州、福州、延州、东兰州、安息州、忠州、文州、那州、地州、太平州、恩城州、安平州、万承州、全茗州、镇远州、思同州、茗盈州、龙英州、结安州、结伦州、都结州、上下冻州、忠州、思明州、下石西州、江州、泗城州、向武州、利州、龙州、都康州、思恩州、上思州、上石西州、左州、养利州、果化州、思城州、上隆州、思陵州、奉议州、安州、侯州。

忻城县、陀陵县、罗阳县、罗白县、富劳县、永康县、上林县、河池县、程县、阳县、崇善县;凭祥镇。

又据史籍记载，明代曾增设土州、县5个，长官司2个，具体情况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思陵州，永乐元年(1403年)置安隆长官司，永乐二年(1404年)置凭祥县，永乐七年(1409年)置上林长官司，咸化二年(1466年)置武靖州，弘治九年(1496年)置归顺州，万历十八年(1590年)置下雷州。

随着土官统治地区的扩大及土州县的增设，土官及土官衙门得以增加。

明代广西土官最多时，有知府4，知州33，州同知1，知县6、县丞1，主薄1，典史2，巡检司41，副巡检司102，吏目1，共192人。

明宣德年间，仅左右江流域就有大小土官衙门49处之多。

增设土巡检司，是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到全盛的又一重要标志。

为了维护广西社会治安，明洪武二年(1369年)9月，于广西设置巡检司。

广西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大都增设巡检司。

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接壤的要冲地带，还设有土巡检司，由少数民族中有势力的首领担任正副巡检司。

据史籍记载，明代广西境内曾设土巡检司62个，分设在永宁州、平乐、恭城、贺县、修仁、永亨州、桂平、平南、融县、天河、忻城、上思州、思恩军民府、田州、怀远、荔浦、镇安府等府州县。

这些土巡检司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维持当时社会治安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明代土司官职有文武之分。

文职为土府、土州、土县之官，隶于验封(吏部)，布政司领之。

武职有宣慰、招讨诸官，隶于武选(兵部)，都指挥领之。

至于对土官的任命、承袭、升迁及惩罚制度的话。

首先是任命，明朝与元代大体一样，明代土司一经任命，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玺书、金银符等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驿传玺或金银符还可作为土司赴阙朝通行证，持之可解决食宿、交通之事。

而承袭的话，因为明承元制，土司“世官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

但明代的土司承袭法比元代更为严密了。

洪武初年，凡土官“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

天顺年间以后，明王朝对这一规定逐渐放松，土司可以就地承袭，但手续仍十分繁杂，甚至还实行面见制度。

“广西土官承袭，长吏率要贿不时奏，以故诸酋怨叛。太平知府胡世宁令:‘生子即闻府，应世及者，年十岁以上朔望谒府，父兄有故，按籍请官于朝’。”

关于奖惩，明代制定了对土官的奖励、惩罚办法，以有效管理土官。

要知道明代对土官的考核几同流官，为了鼓励土官效忠，凡土官有功，朝廷多给升迁，甚至可任流官。

如广西思恩府知府岑瑛，“时两广用兵多所调发，总兵董兴檄瑛讨贼帅黄霄养，破之，瑛守柳庆义败峒贼韦公点于宾州，瑛上首功四百五十余。天顺元年升广西参政，改都指挥同知，擢骠骑将军都指挥使。”

当然，对于有罪土官，明廷则不姑息，甚至剥夺世袭权并绳之以法。

据记载，结伦州冯郎黄本应承袭，“缘伊父存日曾告本人有悖逆夺印情况”，不仅不准承袭，且以“无礼”之罪，“发去辽东都司安置”。

最后是明确土司职守，因为土司对朝廷的义务主要是纳赋、朝贡和出土兵。

明代相关规定越来越具体、详细。

1、纳赋。纳赋是土司制度区别于羁縻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代规定土司阅户籍民，交纳一定数量的赋税。

土司纳赋，可输金银钞、粮或布。

2、朝贡。朝贡是对羁縻制的承袭。

明代对土司入京朝贡的时间、人数，贡物的品种、数量均有详细的规定。

同时，朝廷也给予土官大量回赐，以增加土官财富，显示中央朝廷的荣宠。

3、出土兵。明代规定土司合法拥有土兵，但须听从朝廷调遣，以配合对外作战，镇压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叛活动，镇压农民起义，以及以“蛮”攻“蛮”。

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卫所徒有虚名，无论是镇压农民起义，还是抗击倭寇，多倚重土兵。

“其后展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借俍兵土兵，远为调遣。”

所以明朝之时，广西土兵数量是非常多的，仅万历三年参加镇压广东区瑶族起义的泗城、思明等13个土司俍兵就达16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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