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像前文所说，我们由古代封建王朝的和亲，就可以看出古代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华夏民族渐趋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自古以来，华夏民族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由于地域环境、社会习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迥异，其迈向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也会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和制约。

那么先迈入封建化大门的中原民族势必会与后迈入封建化的少数民族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融合甚至是战争。

其较量的实质则是落后的奴隶主贵族制与较为先进的封建君主专制之间的斗争。

其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逐渐走上封建化的历史发展道路。

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受到统治者诸于国策、意愿等的影响。

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是由若干个民族组合而成的，在我国古代，更是形成了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的东胡、匈奴、乌孙、乌桓、鲜卑等，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等。

但是中原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迈向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主题的农耕文明，而少数民族由于受地缘、气候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仍然处于较为原始的游牧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保守型与游牧文明的侵略性、破坏性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导致了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激烈的冲击和交锋，而这种交锋有时甚至演化为长达数年的战争。

因此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中原历代王朝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性问题。

和亲政策在这种环境下便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和亲’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式和亲。”

《周礼.秋官.象胥》载:“掌蛮、夷、闽、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这里所说的和亲仅仅指的是民族政权之间的修好活动而并未涉及到姻亲关系。

《资治通鉴》云:“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

班固也曾说:“和亲之论，发于刘敬”。

即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采用谋士刘敬的建议将汉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侵略。

近代学者在司马光和班固的影响下大都认为带有姻亲关系的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晚清并且认为和亲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三、同一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和亲。

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仅仅是中原民族政权特别是汉唐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的封建化指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确立过程，即在封建生产关系主导下各种非封建因素向封建化的转化。

基本内容是土地占有制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两个对立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形成。

少数民族政权在迈向封建化的进程中自然免不了血与火的代价和斗争。

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和亲政策也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下面就中原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的不同状态分别进行研究。

一、中原民族政权势弱少数民族政权势强时通过和亲政策处理敌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和亲。

匈奴自先秦时期逐渐兴起经秦将蒙恬的打击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后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接着楚(项羽)汉(刘邦)相争，中原大乱，无力顾及北边。

于是匈奴奴隶主贵族乘机南下，越过长城，重新占领河套和阴山地区，并在阴山设立一个“制作弓矢”的军事工业基地。

此时正是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单于之时，匈奴势力最盛，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奴隶制政权。

在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而汉朝由于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中央集权尚未确立，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匈奴。

为了达到安边和恢复社会经济的目的只得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此后历经孝惠、文、景直到武帝一直推行主动的和亲政策。

当奴隶制政权达到顶峰之后必然会经历衰落的过程，通过和亲等手段从中原王朝获得的大量物质财富更加激发了奴隶主贵族的贪欲，自冒顿单于到老上单于再到军臣单于一直到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对周边各族不断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物。

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愈演愈烈，其奴隶制政治的弊端也逐渐的暴露出来。

武帝即为(公元前140年)以后，汉经过几十年的修身养息国力逐渐增强起来。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多至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压，至糜烂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

而且“异姓藩王”和“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汉朝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

汉通过军事的手段解决匈奴威胁的时机也就逐渐成熟。

于是，武帝元狩二年，元狩四年相继对匈奴发动了带决定性的出击，匈奴大败，右地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投汉，单于及左贤王亦皆败走，河西走廊平定。

匈奴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从此“漠南无王庭”。

东线方面，匈奴也大败，起先受其压迫的乌桓族也与汉朝结盟，这样便断了匈奴的左臂。

同时，汉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与乌孙和亲，拆散了匈奴在西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

经过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措施以后，匈奴奴隶主的威胁才基本上解除。

至此到昭帝，匈奴就再也没有对汉发动大规模的侵略的力量了。

史载公元前七四年(昭帝元平元年)，匈奴数侵边境;又联合车师共侵乌孙，乌孙昆弥和公主先后上书求救，于是汉朝组织了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兵员二十万，在公元前七一年(本始三年)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反击战。

结果匈奴惨败，从此大为衰落，更加趋向和亲。

匈奴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匈奴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匈奴人民更受到了惨痛灾难。

其次，丢失了大量的适于游牧的地区再加上天灾雨雪(如公元前104、89、71年)，到公元前六八年，匈奴发生了大饥荒，人民及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社会经济陷入破产，部族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再次，便是属部的瓦解。

许多冒顿单于时期臣服的部族纷纷起来反抗:丁令趁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西域各族也共起向匈奴攻击，庞大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一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最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因为单于的继位问题，这时也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发展到公元前五七年，

便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内部大乱。

匈奴奴隶主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中原民族政权势弱的情况下汉王朝所采取的和亲政策主要在政治上起到了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在军事上结交军事同盟并致力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最后通过武力征伐以图彻底的消灭少数民族政权。

然而，西汉自马邑之战开始与匈奴展开了近三十余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汉匈双方都损失惨重，却仅仅是暂时解除了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彻底的消灭匈奴奴隶主政权。

尽管没有达到汉王朝预期的效果，但西汉与匈奴战争仍然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促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为实现封建化铺平道路。

由此可见武帝及其以后伴随着和亲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中原民族政权势强少数民族政权势弱时通过和亲处理敌对民族关系的和亲。

自汉高祖刘邦至昭、宣帝，特别是经过汉武帝对匈奴的沉重打击之后，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发，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匈奴内讧即“五单于并立”事件之后，匈奴力量受到了更大的削弱，恰在此时随着影响汉匈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呼韩邪单于的出现，汉匈之间所处的和亲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朝由之前所处在的消极主动的和亲变地位成了积极被动的和亲地位，而影响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最主要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讧之后，内部分裂为南北两大匈奴集团，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以郅支单于为代表的北匈奴打败了以呼韩邪为代表的南匈奴。

呼韩邪遭遇新败，当时的形势十分明显，如不附汉则将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若主动归附汉朝则首先可解除汉朝的威胁，并进一步借助汉朝的力量对付郅支单于，徐图恢复。

最终呼韩邪单于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汉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之下，郅支单于兵败被杀，于是与汉对立的匈奴力量最后消灭。

匈奴又复归于统一达一百多年。

得知自己的对手被消灭之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惧。

喜者，自己的对手已诛，再无后患，惧者，牵制汉朝的异己势力已经被消灭，而汉朝势强，自己有可能因得罪其而被诛灭如郅支。

再三衡量之后，呼韩邪单于决定主动与汉结为和亲之国，公元前三三年(汉元帝竟宁元年)春他入朝向元帝请婚，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将“良家子”王昭君嫁于他。

呼韩邪单于大喜，号昭君为“宁胡阏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

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汉匈两族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汉匈经过此次和亲之后，更加密切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

直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汉匈一直和平相处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汉朝的决策也通过和亲公主对匈奴上层贵族集团的影响而具体推行下去。

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南匈奴社会生产的社会发展，同时南匈奴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于边缘诸郡，而且与汉人错居《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匈奴五千余部，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

这些经常与汉人接触的南匈奴人自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他们的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此同时，汉匈的“关市交易”更加促进了汉匈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由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在向西域各族传播的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从而促进少数民族逐渐摆脱了经济落后的局面。

可见伴随着和亲政策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为少数民族在经济发面实现封建化逐渐创造了条件。

当然这种影响只是潜移默化的，其产生的效果也是缓慢表现出来的。

东汉以后，虽然汉匈关系没有先前那么和谐，而且匈奴又重新分裂为南北两支，并不时对汉之边境略有侵扰，但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

东汉王朝也继续采用西汉王朝的和亲策略对内附的南匈奴加以扶持对北匈奴加以抵抗和防御。

最终北匈奴由于奴隶制的瓦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其余部前往何处史书并无详细记载。

内附的南匈奴随着与汉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上交流的加深也更趋封建化。

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汉化的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胡乱华”事件。

在此之后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历了更加激烈的交流与融合，而鲜卑族逐渐发展壮大并相继掌握了中原政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魏和唐朝的建立。

民族融合是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而逐渐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

促进民族融合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并比仅仅只有和亲这一个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