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前文说了汉人胡化，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算是多数服从少数，但我们知道，其实更多时候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胡人汉化。

的确，胡人汉化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上才是大势所趋，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能很强大的将其它文化迅速融合，最后成为统一的文化。

所以如果大家去翻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话，就常常会看见一个名词，叫做“民族大融合”。

不过需要说明，人们往往理解的“胡人汉化”，就是胡人被我们同化了，变成了我们自己人。

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怎么说呢，在“胡人汉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汉人胡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误解，主要表现是汉语和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最终被少数民族所接受，从而掩饰了汉人不断被人数相对极少的异族不断征服的耻辱吧。

大家都知道，民族大融合主要集中在北方，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进行，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所谓“五族(胡)乱华”。

到了宋朝，自然也少不了一段悲伤的血泪史，像是先亡燕云十六州与辽，再亡中原与金，最后亡全国与元，元也成为第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民族。

不过蒙元虽然统治了全国，但是并没有汉化，汉人和蒙古人之间始终很隔阂，蒙元退出中原之后，其生活依旧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蒙古人还是蒙古人，蒙元对汉人生活的影响也很有限，想来也就是“青花”和“回民”吧。

而“汉人胡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更后面的满清了。

因为满清入主中原，与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于长期经营，因此开始了全面的汉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给。

但是，它所执行的政策却全面阻滞了中国整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由一个先进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落后的国家。

满清不仅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满清对汉人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五个字，“屠杀与奴化”。

像是在战争中对平民进行屠杀，这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绝对不比日本鬼子逊色，进行种族灭绝，发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爱国志士不堪受辱，当了道士。

最严重的是大搞“文字狱”，捕风捉影，寻章摘句，“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是“文字狱”的例子。

在满清，不仅根本没有任何学术自由，而且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

因此，满清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创造，最为风行的是戴东源的“考据之学”，专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

满清自己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千方百计挑动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西北，大肆屠杀回民，压制回民发展。

要知道回民在蒙元时期本来是二等公民，到了满清末年，已经只剩下“三把刀”了，在汉人中间，“以华制华”，拉拢无耻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

一部满清的汉官史，说到底，就是一部奴才史，什么于成龙、刘墉，只不过是听话和中用的奴才罢了，因为满清就是要让老百姓和读书人全去做没有思想的奴才。

所以满清整个社会毫无生机，由此龚自珍才在《乙亥杂诗》中，痛心疾首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

包括他在另外一篇书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满清不仅没有杰出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就连杰出的小偷都没有，英国人马尔戈尼描述乾隆时期的中国人肮脏、卑琐、猥亵，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见，但是结合龚自珍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僵化腐朽，猥琐落后。

同时满清对汉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如，“猪尾巴”大辫子，还有服饰，汉服，上启炎黄，下至明末，谨承周礼，延续道统，宽衣交领，袖松而长，隐扣系带，上衣下裳，飘飘有神仙之姿，本来是最适合我们汉人体型的服装，也是我们汉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可满清却强迫汉人改变服饰，改成补服马褂，汉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却穿上渔猎服装，不仅不适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时刻提醒汉人是亡国奴。

屈辱，顺从，做奴才，就是满清时期汉人的精神风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不负责任，“国事兴亡谁管的，满城争说叫天儿”。

要知道中国人的创造力本来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到了清末，却变成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严重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满清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一般来讲，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独立与竞争，在明朝，君权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权，开展政治活动，比如，有明初有相权，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相权。

比较健康的政治力量还有内阁，明朝的内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明帝国竟然还能维持下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厂卫特务机关，另外，还有朋党，比如，东林党、阉党等等，明朝皇帝允许朋党存在，是因为明朝皇帝可能怀疑臣民造反，但是绝对不会怀疑臣民以为他是异族。

可翻一翻满清的历史，这些全都没有，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满清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朋党，有的只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

满清时期，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说现象，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这就是“江湖”，中国本来就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员中间有“朋党”，本来并不奇怪，但是，这种现象不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是，到了满清，汉人中间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结社现象，其本意就是“反清复明”，满清对于各种秘密结社也是坚决打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秘密结社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也不反清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满清对于秘密结社，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开始和帮派合作了。

比如最大的帮派，青帮、红帮，就垄断南北的漕运，青帮、红帮有许多秘密的仪式，说穿了，就是“反清复明”时候遗留下来的，“拜把子”也开始盛行起来，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中国真正形成“江湖”，没有金庸描述的那么早，其实就是在满清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元明两朝，都没有覆盖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帮会组织，即使有帮会组织，也是秘密结社，而且，规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义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后，就明令禁止“明教”。

而满清有很多帮会公开、长期在全国存在，满清政府不仅不禁止，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挑动不同帮会之间的矛盾，比如漕帮与沙船帮之间的矛盾，汉人越分裂，满清龙庭就坐得越稳，这件事的文化后果就是在中国人中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江湖”情结，“帮派”情结，事情不论对与错，只问是不是一个圈子里的，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

如果明亡后，不是满清入关，而是汉族政权，比如李自成，会怎样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汉族政权接替明朝，虽然也不一定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但是，它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应该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于上层和下层之间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认同感。

满清首先要防范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所以慈禧太后说“宁与外人，不予家奴”，中国本来就不是它的，只要能够保住皇位，割让土地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讲，几乎是拿别人的东西送礼，而对于下层来讲，没有必要去保一个异族政权，对于这一点，外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一小队士兵，只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就可以从中国的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会有任何抵抗”。

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国社会缺乏凝聚力，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

日本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日本的转变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满清程度要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满清在近代化过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汉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汉人整体上的文化水平是高于满人的。

但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洋务派”是利用和打击并重的，剿灭太平天国是用，以后主要就是打击了，满清始终是以“中国”为第一敌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维新，满清则坚决打击，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所要支付的代价比日本要大得多，错过了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列强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控制了全世界，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满清对中国进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现在很多影视剧热衷拍清宫戏，似乎满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颂的。

但实际上，封建皇帝从其社会属性上看都是邪恶的，满清皇帝尤其邪恶，满清是集深重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于一体的邪恶政权，不仅不应该歌颂，反而应该痛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作者菌的这些言论可能过激了，不过却也是事实，好了，我们再次回归正题吧，也就是胡人汉化。

确实，大家可以看到，满清入主中原后，不说其他，单说文化，其实已经算是彻底汉化了，也不打猎了，开始种庄稼，所以满人才有铁杆庄稼一说。

包括满清灭亡，取消抵制以后，他们也没跑回去放牧，而是继续生活在汉人的地方，过着和我们汉人一样的生活，这就已经是全面汉化的表现。

而且需要说明，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嘛，充满了战乱与动荡，不过虽然动荡不堪，但那时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与战争，也大大加强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特别是到了后面的秦汉时期，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充分，而我们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步形成。

中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加速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族人民友好交往，民族融合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

隋唐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此后的宋元时期则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朝更为突出。

元朝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并形成新的民族——回族，不过虽然元政府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阻止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至于明清时期的话，已经说了，各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说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因为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至于民族同化则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同化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

在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同化，一种是自然同化，指某一个民族在长时期中受到另一个民族的影响，逐渐消失了本民族的特性，同化于另一个民族。

这是历史民展中自然的进步的趋势。

另一种是强制同化，是指反动统治者所衽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强制被压迫民族接受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改变原有的民族特性。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的确，中国古代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的“旧俗”被中原农业民族的“汉法”代替，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旧俗”指边疆少数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汉法”指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

汉法代替旧俗是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即处于封建社会以前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过度。

这一过程均是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同时民族间的往来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为巩固统治，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会主动实行汉化政策。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封建化主要包括生产方式，学会农耕技术，成为农业居民;任用汉人制定典章制度;仿效汉族官制;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

需要说明，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是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开始。

因为北魏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出现民族融合趋势，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待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冯太皇太后和孝文帝选择了汉化道路，既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又促进本民族发展、巩固了统治。

到宋元时期，这一进程向纵深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封建生产关系向边疆扩展，少数民族大多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唐末以后契丹族逐渐学会种植庄稼、织布、建造城郭房屋，开始了农耕生活。

特别是建国后，耶律阿保机任用汉人，仿汉制制定典章制度，仿汉字偏旁创契丹文字。

党项族建西夏政权，仿效唐宋王朝建立政治制度，如中书省和枢密院，推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任用汉人担任重要官职，还命人仿汉文楷书创西夏文字。

女真金世宗曾将夺取的大量田地分给女真贵族和谋克户耕种，并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金史-世家纪》载:“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迁都永安，女真浸忘旧风。宴饮音乐，皆习汉风。”

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前提条件是自身的封建化。

蒙古奴隶主贵族在征战过程中，不得不适应汉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纳和保持汉地原有的封建制度，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化的完成。

元朝基本上沿袭宋金旧制，《元史-百官志一》载:“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建都邑，定内外之官。官有常职，位有常员。”

元世祖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设大司农司，颁布《农桑缉要》，减租垦荒等。

少数民族在封建化意义非常重大。

元许衡《鲁斋遗书》:“北方奄有华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然后魏、辽、金历年最多。”

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民族的融合，有利于边疆地区开发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而且还需要说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和少数民族的汉化有相同之处，但不能说如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是否就是少数民族的汉化。

虽然它们都属于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其过程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其实质都是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