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过长期战争后的契丹辽朝，广泛存在厌战情绪，诸部叛附不定，辽世宗皇权不稳又醉心南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至于耶律瑕时期的中原政策的话，辽穆宗耶律璨统治时期，契丹对中原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穆宗即位后，契丹辽朝中卵翼北汉以牵制后周，缓和与中原关系，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将底线定在了幽州。

后周广顺年间，后蜀不断联络北汉，南唐夹击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局稳定，有效防止了来自包括辽朝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围攻。

不过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似乎给契丹，北汉带来再次觊觎中原的机会，保大十二年，辽穆宗“遣其舅来(南唐)，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

也就是这样，自后晋以来契丹与南唐建立起来的交聘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辽穆宗对中原政策的调整突出体现在其对南唐的态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间，在后周打击下，南唐形势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携蜡丸至辽朝求救，寄希望辽朝从北方牵制中原，但辽穆宗却托辞敷衍。

应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陈处尧竟卒于契丹。

然而，当周世宗准备攻打幽州时，穆宗亲临南京，并将主力陈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辽高粱河一战，再次显示了契丹实力。

可见，幽州才是契丹辽朝的最后底线。

从总体上看，远交近攻是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贯政策。

阿保机欲得幽州，先是远交河东晋王，近攻燕王刘仁恭;接着，远交后梁，近攻河东之幽燕，为耶律德光尽有幽云打下了基础。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继续采用远交近攻政策，远交南唐等江南政权，近攻中原，实践混一天下。

在具体运行上，则“觇国势而为去来”，又灵活机动执行。

世宗继续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则实行保境睦邻的对外政策。

可见，南下是契丹辽朝根本国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体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等为代表，主张远交河东而近攻幽燕，远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蓟，积极南下，通过军事征服中原，实现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后为代表的一，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派认为，草原有“羊马之富远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张“以三千骑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

对述律后的主张，阿保机表面认可，但随后即在卢文进导引下，亲率30万契丹大军进围幽州达200余日，直接影响了河东灭梁进程。

前者的政策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阿保机病逝后，述律后曾一度摄政，她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契丹传统的殉葬制度为借口，向曾跟随阿保机进行激烈军事扩张的贵族开刀，大杀功臣。

而德光继位后，不仅没能按照述律后的意图发展，而且将阿保机“把捉”镇，定，幽州的计划发展为“混一天下”，图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从而使二者的分歧进一步表现为南下的目标上，但由于当时一切国事皆由述律后参决其间，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显二年，为应援王都，契丹军在定州，曲阳之战中惨遭后唐悍将王晏球和赵德钧打击，全军覆没。

南下受挫后，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后更加谨小慎微，“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惺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

直至天显十一年，石敬瑭派赵莹等传信于契丹西南路招讨使卢不姑求救，德光请求述律后出兵讨伐李从珂，均遭否决。

无奈，辽太宗只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来说服述律后:“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助，你须去。”

时值赵德钧遣使至契丹，表示归附;河东石敬瑭又派桑维翰来告急，愿以燕云十六州之地和三十万岁币换取契丹援兵。

在这种情况下，述律后遂许兴师，双方的分歧暂时调和.。

援晋灭唐的成效远远超出了太祖阿保机的原有计划和设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踌躇满志，谋图称霸中原.对此，述律后颇不以为然:“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后日:“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日:“石氏负恩，不可容。”

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日:“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幽云十六州归属契丹后，契丹国家实力迅速增长，述律后的阻拦也变得苍白无力。

此后直至出兵灭晋，积极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张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辽太祖之后，契丹内外各种矛盾爆发出来，汉将赵延寿自称权知南朝军国事，公然表示自己对中原统属问题的不满，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于北归，东京留守萧翰也离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晋末陷于契丹的州县，皆归后汉所有，幽州等边界的汉人也因北方饥荒，时有归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

同时，以述律后为代表则主张由阿保机三子太叔李胡继统，皇位争夺使契丹内战一触即发。

在耶律屋质等大臣的斡旋下，虽然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但交织于其间，契丹统治阶层在中原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却更为明朗。

辽世宗耶律阮即位时，经过连年大规模南伐的契丹国家人民疲敝，财政深受影响，国人不附，诸部数叛，改变大规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辽世宗并无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禄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会之(北汉)，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强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作乱，弑契丹主而立述轧。”

此后，在对中原政策问题上，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终于取得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契丹内部有关南下中原政策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三:要不要占领幽州?采取怎样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体表现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夺草原必须的物资，财产，人口还是占领镇，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马之富还是征服中原?是和汉还是混一天下?

对此，述律后等的主张和对农耕文化的认识虽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于契丹接受先进文化和促进草原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事实证明，这是当时从草原游牧经济出发较切合实际的选择。

而以阿保机和德光为代表，图霸中原的主张，也正因适应了契丹国家上升时期广大贵族开疆拓土，扩大经济利益等物质要求，并符合中原统治者竞相结纳的意愿而成为历史的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

五代十国时期是契丹辽朝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当时契丹族实力不断增强和发展壮大而进行的“向心运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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