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简要的说过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起源于唐，兴于宋。

特别是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马法的运作情况的话，甚至可见里面都已经蕴含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了。

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园中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宋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刘承琏条制茶事，过为严急”，曾说:“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制造茶既逐等第给价，入等者不可私卖，亦是入官，今一切须令本户造化，皆要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众，皆是平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也就是茶园户采茶，需要雇佣一些劳动者，即“佣力者”，如将“佣力者”斥去，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安知不聚为寇盗?“可见，宋政府对待雇佣劳动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园中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有所记载，如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逐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另一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之后，造作讫茶，得钱添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还有税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可见，不管茶园主是自耕还是佃耕，繁忙时节，都需要雇佣大批人工，这种茶叶生产中的雇佣关系，表明了以下几点:

(1)茶园的茶园主，既能向国家缴税，“并输税免役等钱”，“并纳诸般税赋”，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资，“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

可见工资已货币化，但茶园主是否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由于史料问题，我们还尚难断定.

此外茶园主生产茶叶的直接目的，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得钱收买粮食。”

以及茶园中的雇工，“皆是贫民”，只好“佣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

茶园中的雇工，是“佣力者”，与茶园主并无人身依附关系，是自由劳动者。

以上分析说明，在宋代四川，茶叶已摆脱了农村副业的地位，成为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而大量雇佣劳动的存在，又促进了这一生产的发展。

同时在宋代四川茶叶生产中，还出现了商人预付货款给园户的情况，如“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

园户“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这样，商人拥有了可靠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竞争中获胜。

而且预付款在茶叶生产，再生产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从茶园户那里所获得的利息，而预付款对园户也很有利，园户可以“准备粮米，雇召夫工“，保证了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园户与商人不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打交道，商人开始关心茶叶生产，因茶叶质量的好坏与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关。

商业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更加进一步的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显着特点是变动频繁和地区差异大，像是整个两宋东南茶法与四川茶法一直没有统一起来。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开始征榷东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废除东南地区的狭义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开始征榷蜀茶，实行“茶马法。”

两广地区因产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许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叶运到境外。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 年)，罢东南地区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箕，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宁四年茶法的基础上，开始施行合同场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贩茶，应于“茶务请长短引”，才可以“不经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

此时，四川的茶法仍为茶马法.南宋时，东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场茶法。

而四川茶法却有了很大变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川开始实行“茶引法”。

也就是为了保证榷茶法的实施，宋政府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措施。

凡贩卖私茶者，“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私有茶一两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对官吏贩私茶，特作规定:“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 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

对销售与制造伪茶者，“一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

“对武装贩私茶等严重破坏榷茶法的犯罪行为，处以死刑凡结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对能拿获私茶者，给予奖赏，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包括上面说过了，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所谓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

苏辙也曾说过：“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

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

《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听民自买卖”。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苏辙在《栾城集》里的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记载得更详细，“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自来采茶货买，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百姓己物”。

如税户党元吉“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趁时采造茶货，遂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税户牟元吉则“自来只是以佃食茶园为业，……指望四月小满前后，造作讫茶，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可见，茶园户无论是自耕还是佃耕，自己都可以处理茶叶，“乃百姓己物”，“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并送纳诸般税赋”。

正如《文献通考》所载:“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禁其出境”所讲的是四川的茶叶只能在川峡境内“听民自买卖“，园户和商人不得擅自将茶叶输出川峡地区。

川茶若要外运，只能由官府经营或经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如淳化年间，茶园户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的，“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风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遂处上簿，使客人到彼，画时收卖，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风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

可见，茶园户不能私自运茶出川峡，只有在出茶州县取得“长引“的茶商才有资格“兴贩“茶叶，还要按规定路线，“逐处上簿”，按时把茶叶运到指定的茶场“中卖入官”，否则，要受到处罚，”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