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了这么多关于古代科举考试的事情，也需要和大家谈谈科举考试和现在公务员考试的联系。

其实说到底，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就是科举制的回归与升华。

这不是作者菌的结论，而是许多人的共识，其实“公务员”一词，最早出现于l855年《诺思科——屈维廉报告》中，由英文Civil Servant或Civil Service转变而来。

原意为“公务员”或“文职服务人员”，是指事务官，即脱离政治争斗影响，担任实际行政事务的可永久任职的工作人员。

包括早些年前，当我国建立起现行公务员制度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发明文官考试制度的古老国家，反而需向欧美学习借鉴。

相当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先是流传到了欧美，又从欧美回归到了中国本土，这么外出绕了一大圈，最后重新回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了起点，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升华。

追源溯流，中国科举制度被介绍到西方并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在16世纪。

西方文献中关于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他于1556年来华，成为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1569年，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出版，内里说到中国官员“由考验其学问而后产生”。

l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关注。

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最为关心，从l570年至l870年，以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70多种。

《文学考试制度》、《中国札记》、《中国历史与现状》等都极力称扬科举制。

英国于l793年、l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

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科举制无疑具有其优越性，当时在西方人心目中，以考试选官体现“机会均等”的原则正合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体系。

科举制的平等精神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批哲人都曾赞赏过中国的科举制度，伏尔泰对科举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曾经说。

“人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

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甚至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

即使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的声望已一落千丈，但科举制还为西方人士称道。

18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伦敦出版了《中国札记》一书，还强烈呼吁建立向全体臣民开放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从而提高英国行政官员的素质和水平，他认为中国国脉所以能历久不衰，完全是因为有一个用贤使能的政府。

由于文官制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趋势，以及中国科举考试的启示，西方国家在l9世纪前后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事实上，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来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的。

l600年东印度公司获许建立，1829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公开考试选拔文职人员。

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

由于英国国势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系统并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效法的榜样。

l875年法国的文官考试系统基本形成。

布鲁奈特利认为:“法国的教育确实建立在中国公开竞争考试的基础上，而且通过竞争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无疑来源于并且效仿了中国。”

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使其完备。

科举制度西传欧美，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化腐朽为神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西方的文官考试吸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即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而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经义文章，考试“限于那些有知识的部门，这些部门是英国绅士们所向往——可能吸引注意的——如历史、法学、金融和商业以及语言等等，而被考虑在列的则应该是那些毕业于牛津或者剑桥文科的高材生。”

考试科目多为数学、法律、政治、国际关系等与各种文官职位密切相关的学科学问。

以英国为例，英国文官考试以牛津、剑桥大学的课程内容为标准。

被选者应有开阔的视野和通盘考虑问题的能力，避免了中国科举考试中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弊端。

美国的文官考试则带有实践性。

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从而有效的抵御了官场的腐败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的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堪称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甚至有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

早在1835年，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预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868年10月，在中国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上提交宣读的论文《中国的竞争考试》中，极力建议美国政府应向新近实行文官考试的英、法等国一样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并向长期实行科举制的中国学习，他认为这将对美国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以往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技术方面的发明。

丁韪良的观点对美国的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过一定影响。

l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争取建立文官制度时，借用了丁韪良的说法，认为考试选官的效用比指南针和火药等更大。

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考官制度的影响的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他查阅了70多种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专著和论文，他们大多是发表在1570年和l870年之间的英语版本。

依据大量的资料，邓嗣禹得出结论说:“毋庸置疑，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西欧国家，为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它们自己的特点。”

与此同时，还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说:“有证据表明:第一，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广为人知;第二，有关那个时代竞争考试理论的期刊文章和议会辩论均与中国的这一制度相关;第三，议会内外一致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创立的一种制度，而且不容否认;第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先于中国而是用一种竞争性的官员考试制度。”

到了1947年，美国学者克拉克更是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马克伊尔在1996年研究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渊源以后，得出结论:第一，在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中，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华帝国的影响。

第二，竞争考试以及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并且这种制度已由中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

第三，中国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以及精英高级公务员制度。

第四，这些制度的绝大部分都带有通才和非代表性官僚占统治地位的特征。

第五，比较而言，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专才占统治地位的特点。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西方国家急于研究、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近现代西方社会需要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发明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人却在迫不及待地铲除这一制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

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之以前诸形态。

民国年问曾借鉴西方体制推行公务员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那只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可惜的是，在l949年解放后，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全抛弃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借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于l982年，原劳动人事部在《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提出了“考试录用”要求，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坚持考试，择优录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