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生活的年代，我觉得无比幸福。

粗壮的杏树根部，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越是这样，顶部的杏子越甜，玛瑙一样晶莹透亮，和山野里疯长的麦芒一起，斑斓着我的童年。

陈海常年住在烟熏成黑褐色的堂屋里，占据着两平米的位置，身两侧有书，有收音机，水杯，便盆……

这并不是他的全部。

他的全部距离他一米多点，“嘻嘻嘻”地笑着，和我玩叠象棋，比赛谁叠得最高。

我以为此时眼里有爱、有光明的陈海，已经看透了命运，接受了命运，能够笑着让裹了小脚的母亲端来火盆，煨上两个黢黑的罐罐煮茶，甚至烙上一沓酥嫩的油饼饼，然后用枕头支起半个身子，给我的父亲分享他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故事。

陈海大概是我文学创作第一熏陶人吧。

那时的我很不理解，他的老婆怎么能舍得离开这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白的肤色，清秀的五官，一笑，黑褐色的堂屋顿时阳光普照，四季如春。

陈海善于模仿电台记者的声音，心情好的时候，朗读上一段优美的诗文，幼稚的我心里澎湃不已。

后来，他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带着链条的半自动轮椅，但是他很少坐，因为一旦离开堂屋，外面便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满目疮痍的黄土高坡，以及他为爱情付出的每一场奔跑、徘徊和伫立。

我偶尔听过那次煤矿透水事故，如何压瘫陈海的下半身，以及感同身受地，经历着这场事故，如蛆附骨般压瘫一贫如洗的一家人。

但是谁都无法预料，人生荒诞故事的离奇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