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调定下来之后，接着就是人员和筹备了。军管什么时候结束，要视情况而定。军管结束后，地方上的事务会交给行政机构，但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要设有一个军代表。这个军代表大概要存在多久，也要视情况而定，这是因此地距离本土遥远而做的特殊设置。

王越所做的就是为国人开拓生存空间，南洋的土地比塞外更加肥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开拓精神”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命题，即便诸如大唐帝国的陆上西部扩张与大明帝国初期的郑和下西洋，更多的内涵也在于中央帝国东方朝贡体系下的“宣扬武功”的范畴。圣威在外，王治在内，中央帝国的“内”与“外”的态度是那么的分明。

站在整个历史来看，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央帝国在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这个问题上，大都是“内部解决”。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陷阱的历史难题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早熟的文明社会，“内部解决”的频繁程度和对自身文明的破坏效应也越来越大。

欧洲在经过类似的上千年的“内部解决”后，在这个历史大方向问题上，调整到选择了“外部解决”。当然，“外部解决”的动力也和他们当时相对较低的内部生产力有关，以及宗教改革后眼界和思想上的解放。

近代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与开拓精神，大致就是指这个时期。这种集宗教、商业与殖民一体的开拓精神，也连带着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域的人口流动与文明散播。

我们很自豪在这个时期内，华夏民族也不是墨守陈规的，大量的华人也在朝外面的世界迈步。但有一个很遗憾的历史现象在告诉我们，那和开拓精神还差了很远，即使是郑和下西洋如此大规模的国家示范效应下，华人成规模走向外面的步伐依然晚了一百五十年。

在大航海时代，华人走向海外的浪潮，全是为顺应欧洲殖民活动而附带的劳动力迁徙。典型例的就是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东南亚华裔人口大爆发。

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激发了地区贸易和劳动力的需求，而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土著明显然无法提供符合时代生产力特征的合格劳力。

于是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合法或不合法的带动下，一批批自愿或被迫的华人走进了欧洲殖民运动的通道，顺着欧洲殖民活动的轨迹开始散布，他们归根结底还是欧洲殖民开拓的产物。

这大概就是近代东方移民史的真实写照，这种被动但极其坚韧的闯荡精神，在为华人开枝散的同时，也书写着“帮别人开拓”的可叹历史。

“报告司令，苏鸣岗先生带到。”机要秘书李雪珠打断了王越的撰写工作，不过大致的框架已经完成。

听到苏鸣岗到来，王越连忙起身迎接道：“快快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