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的话，在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前当然是不能做数的，但他在这里却透露了一点有用的信息，那便是“叩马献策”之说非魏大中本人发端，而是自汪文言处听来的传言。

那么这个传言是否可信呢？

至少顾炎武及文秉等东林一脉的传人是亟以为可信的。如顾炎武就驳斥阮大铖之说道：

叩马献策，原指逆贤进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官近侍之日；大铖南归过涿州，正逆贤进香至涿州，万耳万目何可掩也（14）！

文秉则道：

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冯铨跪谒途次，万耳万目，胡可掩也！逆贤岂身不出宫禁，而以之辨叩马献策之为诬哉（15）？

两人的驳斥的说法听起来甚为有理，你阮大铖南归时过涿州冯铨处，而魏忠贤正好那会去涿州进香，你却居然说魏在深宫近侍，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而且此事“万耳万目”，何可掩也、胡可掩也，如此多的证人言之凿凿，应该无可置疑。

但文秉所言之中，也流露出了一丝问题，即“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后，接下来说得却是“冯铨跪谒途次”，而不是“大铖、铨跪谒途次”，这上下两句之间其实并无逻辑关系。照此说来，“叩马献策”者似乎只有冯铨一人，

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以阮大铖身负江南第一才子之机敏，怎么就编了那么一个白痴而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来为自己辩护呢？

然而看当时在魏忠贤手下内直房经管文书的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记（16），可知当时跪谒途次的确实只有冯铨一人，并无阮大铖在内。应该说，这是目前知道最第一手的资料，且刘若愚并非魏党，其记载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仔细去看下时间，便可发现指证阮大铖“叩马献策”者肯定出了差错，其传言大有问题。

盖魏忠贤去涿州，乃是为祭祀“元君”。“元君”者，碧霞元君也。《明史》赵参鲁传曰：“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有明一代，此君香火颇为旺盛。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道：“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倾城趋马驹桥，幡乐最盛，碧霞元君诞也”；刘若愚《酌中志》的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于“四月”条下亦云：“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云等；西直门外之高梁桥，涿州娘娘，马驹桥娘娘，西顶娘娘进香”，在说冯铨“叩马献策”的“黑头爰立纪略”中，他又特意说起此项内廷风俗道：“涿州去京师百余里。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宫进香者络绎。”而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说祭祀碧霞元君的时间是在四月。

再查现在涿州以及附近各地的地方及道教资料，包括泰山在内，碧霞元君的圣诞也都是四月十八日，祭祀活动基本集中在四月十六至十八这三天内。如雪花山碧霞元君庙，就是四月十六至十八三天，由井陉旧城周围四、五十个村庄组织参加庙会，还有着一套相当严格的程序和仪式。

据此可见，魏忠贤去涿州进香时间为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之间无疑，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四月十六到十八日这三天间，魏忠贤盘桓于涿州一带。

然而按照魏大中自撰年谱所记，阮大铖已于二月十九日傅櫆上疏之前“辞朝”离京，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长达两月之久，且二月时连魏忠贤自己都不知道四月会去涿州进香，要说阮大铖在那里等他“叩马献策”，不免过于附会，迹近小说家言。

这便是阮大铖为什么要大喊冤枉，说“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的原因所在。结合刘若愚的记载，基本可以断定他说的没错，他离京时魏忠贤确实在深宫近侍，而阮、冯二人在涿州也确实叩不着魏的马头。

再还有一点旁证，也可证明阮大铖当时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此条资料还是来自于阮大铖的乡人钱秉镫。他说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17）”

按《明史》阉党列传，倪文焕之通魏忠贤，是通过崔呈秀的门径，而崔呈秀通魏忠贤，则在天启四年九月之后。倪文焕是因谒崔呈秀求救，才被引入魏忠贤幕的，其首功为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和林枝桥，但这已是天启五年的事了。因此阮大铖即使真的通魏，最早也要到天启四年年底之后，他于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压根还没找到门路和魏忠贤说上话，若其果有涿州“叩马献策”事，则何用倪文焕为之通魏。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首为门户之见所蔽，次不察当时内廷惯例与民俗，三未梳理通关节所需之门径，只因阮大铖归家要路过涿州且与冯铨有过交往，而魏忠贤也去过涿州进香，就生生把冯铨“跪谒途次”之“叩马献策”事给硬扣到阮大铖身上，并以“万耳万目”云云为言，此种处理态度，不免使人感到遗憾。

在阮、魏争吏桓事告一段落后，魏大中虽然说阮大铖与东林诸君的矛盾之起是因刘弘化的挑拨，但又说之后傅櫆对东林党的发难，有阮大铖唆使的因素在内。

这其中有个问题先要解决，那便是何以同为东林干将的刘弘化要如此针对魏大中呢？

其实说穿了也并不奇怪。那时候虽然朝中东林党与魏忠贤及齐、浙、楚三党斗争激烈势同水火，可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为政见不合而纷争的，有为地域小集团利益不睦的，也有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的，总之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其中，尤以乡党之争为烈，其时朝中以及东林内部的各地方集团之间经常互相攻讦，部分东林党人甚至借助东林以外或对立方之力而大动干戈，且同乡在朝为官者，也经常出现跨越党派互相提携和一致对抗其他势力的现象。如《明史》魏大中本传就这样说到：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明史》黄尊素传则曰：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刘弘化与魏大中有什么过节，目前不得而知。但魏大中持论刻峻为人梗直，平时得罪人不少，得罪的东林党内地方势力也不少，因此他与东林党内一些人士有比较大的矛盾也并不奇怪。仅以上两条所引为例，便可知其至少得罪了朝中和东林党内的山东、江西、陕西、山西等地方集团，是以最后地方乡党势力终于跨越政治集团之界限，联合起来对其发难。

第一个对他发难的，便是言官傅櫆。

傅櫆，江西临川人，刑科给事中。天启四年傅櫆借汪文言一案牵连弹劾左光斗和魏大中，二度反复后最终酿成大狱，朝中东林党魁于斯役全军覆没，几乎被一网打尽。诸书并云傅櫆此举是为阮大铖指使，并以此为阮大铖投靠魏忠贤集团的发端，予以为此言又大不然。

据《明史》王纪、叶向高两传及《国榷》等记载，东林党人、刑部尚书王纪先后上书弹劾魏党徐大化、第一位附魏的阁臣沈纮以及魏忠贤本人，致使徐大化去官，由于当时魏党势力已颇具规模，遂于天启二年七月甲辰遭到报复，被斥职为民。当时傅櫆也为救王纪而上疏抗争，将被贬谪，幸为东林重臣叶向高所营救，但最后还是被处以夺俸之罚。

据此可知这傅櫆原非魏忠贤党羽，而且他还曾和魏忠贤唱过对台戏，至少可以算是个中立人士。

事实上，傅櫆向魏大中发难，并非是针对东林党这个政治集团，而是纯粹因乡党之争而起，针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意气之争。他一开始针对的也不是魏大中，而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赵南星。

傅櫆是因赵南星任用兵部职方司郎中邹维琏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一事发难的。

这位被提拔的邹维琏，说起来确实不符合言路官员以往一贯任用条件，盖当时同一部门的言路官员不得一省用两人，以免结党弊端，而吏部先已有江西人吴羽文为验封司主事。赵南星虽然曾上过一封要求改革此项制度的疏奏，但在这件事情的执行上却过于独断专行，终于铸成了大错。

在当时，如果某部要调人充任郎中、给事中一类的言路职位，必先向其同省在京的言路官员做书面咨询，名曰“访单”，即要先咨询此人在乡在朝的口碑以及诸人的意见，以示此项任用之无私和对言路官员的尊重。这种“访单”虽然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但实际上早被各省在京言路官员视为自己一种当然权利，因为他们的评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干涉任命的实施与否，若被任命者声名狼藉，则多半无法实施任命。此即为“言官清议”之一种，虽有一定的弊端，但总体来说，在当时社会及制度背景下，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官吏任命制约手段。

赵南星任命邹维琏，本就是一项新的制度改革，需要有个认可的过程。但他事先既没有做所属部门成员的思想工作，此任命又不符合一向的惯例，也没有去做“访单”功夫，是以江西一路在京的言官们一来觉得自己当然的权利被其剥夺，二来以“弗得予闻为耻”，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赵南星于二十三日上疏并取得了天启帝的支持，但怨隙已构，为时已晚。

这次攻击，便是地域小集团跨越了政治集团界限的一次联合攻击。

前已举当事人魏大中所说：“阮因合章（原文残缺）并合黄正宾、陈居恭共构之。而操江（原文残缺）复怏怏于弗得骤迁，令图予复图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辞朝”，此处的章某就是江西籍贯的东林党人章允儒，而在《明史》邹维琏本传的记载中，尚有另一东林党人陈良训之名：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邹维琏）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

这章允儒、陈良训与魏大中原本就有仇隙，黄正宾则是东林创始人顾宪成的密友，那位陈居恭却是魏忠贤的锦衣卫爪牙，此刻都因此事而联合起来。

至于操江“某某”，按魏大中所言是因为“弗得骤迁”而迁怒于魏大中和“浮邱”，“浮邱”者，左光斗也。魏之年谱中，于阮、魏争吏桓事之前有一段记载道：

（天启）四年甲子，（魏大中）五十岁。先是某者御史为大理丞，不数月迁少卿矣，又不数月而冀以佥都协院。时副院则郑公元岳，佥院则杨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迁佥院，则跻杨为副，而迁郑为侍郎。予以一时副佥称得人，官固未尝缺，无故迁郑公于户部，人情亦不堪。……予自以为朋友切磋之道宜尔，而闻有二心矣。

查《明史》熊明遇传：“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出为福建佥事，迁宁夏参议。天启元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左光斗传又曰：“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则此操江“某某”，即为提督操江的东林党人熊明遇无疑。

魏大中不愧为吏场老手，先前一篇叙争吏桓事之文，春秋笔法大盛。阮大铖因与其争职产生矛盾辞职而去，他说“櫆稿具而阮始辞朝”，紧接着又说“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这种叙述方式实在是大有奥妙。

事实上，他在这里不自觉地使用了叙事学里的因果律技巧，按照福斯特的理论，智慧的读者和好奇的读者之不同，在于他会“从两个观点来了解：将事件孤立起来看，以及与他前面读过的事物连结起来看”。而“櫆稿具”和阮大铖之“辞朝”，原本是两件孤立的事件，只是发生时间的排列顺序而已，除这两位当事人外，谁也无法证明其中的关联和因果。但是魏大中在叙述的时候巧妙地加入了一“始”字，就使它们具备了因果关系的联想，足以让读者自觉地去联想到傅櫆上疏是阮大铖策划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在暗示傅櫆疏就是阮大铖草拟的。

这一大段文字，基本都秉承了这种手法，事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除最末“叩马献策”事落在实处外，句句未曾明言阮大铖与傅櫆发难有关，然而却处处暗指阮大铖与此事脱不掉干系，实在老辣之至。

事实上傅櫆、章允儒等江西集团一起向赵南星发难，以及后来傅櫆力攻左光斗、魏大中，过程和因素都相当复杂，可恰恰和阮大铖关系不大。

一则，前已引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等等，可知魏大中原本就和章允儒、陈良训不对付，又因弹劾浙江巡抚江西人刘一焜得罪了江西一党，而赵南星对魏大中信任有加事事与之商量，更使得众人将在赵南星处遇到的不如意转而迁怒魏大中，这些人中以章允儒性尤忮，于是唆使同省言官傅櫆发难。

对阮大铖相当痛恨的黄宗羲，在记载其父于此事中的事迹时亦说：

阮大铖长吏垣，与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发难。先生挽大铖，使毋去，大铖意亦稍转，而无奈桐城之疏彼也；赵太宰不由咨访，改邹新昌於铨部，同乡台省起争事权，先生为之调人；江右遂谓新昌之见知于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给事中傅櫆，故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挺险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书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兴大狱。

黄尊素将调解阮、魏争职不成，与调解赵南星提拔邹维琏之争端不成并列为二憾，但却明指邹维琏之争是“同乡台省起争事权”，不以为此事与阮大铖有关。至于傅櫆后继之发难，他更直接认为是因其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所导致，亦不以为与阮大铖有关。

《明史》左光斗传也说：“熊明遇、徐良彦……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这一记载又与魏大中自叙完全符合，并无二致。

从这些资料来看，可以明确知道傅櫆的第一次发难，是因赵南星“侵犯”了在京江西言路官员的“权利”而使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是由章允儒挑起，通过直接攻击邹维琏去为难赵南星；而傅櫆后续针对汪文言和左、魏的发难，据左、黄等人说一是因其惧怕被清议指责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二是由于熊明遇、徐良彦恨左光斗、魏大中而致的挑唆，这两点均和阮大铖无关。

又，魏大中说周士朴升迁一事时，“阮大恨，急图于故所结兄弟傅继教，嗾弗下”，又显然是张冠李戴，生生把傅櫆结兄弟之事给扣到了阮大铖身上，若是论及可能性，阮大铖到是有可能通过傅櫆转达其意与傅继教，不过这也只仅仅是个猜测，所谓的阮大铖唆使傅櫆，其实都发端自魏大中这位当事人的春秋笔法，并无一言实指，认真计较起来，真不好作得数。且从时间上看，阮大铖于二月十九日前已辞朝离京，即便其有挑唆之举，那也是挑唆傅櫆的第一次发难，可那次发难乃是通过攻击邹维琏而为难赵南星，并没牵扯到汪文言以及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在内。傅櫆弹劾汪、左、魏，是双方来回多个回合后到了四月时的事，阮大铖此刻早已在家休息了。

因此，引发天启四年东林党人被一网打尽的傅櫆弹劾汪、左、魏一案，和阮大铖与魏大中争职吏桓一事，其实并无关系，这实际上是两件事，只不过当事人有交集，而时间上又是前后相衔，故被想当然地附会成一事而已。

事实上，即使在左、黄等人指责傅櫆的理由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不实的曲笔，他们只说自己的论据以及傅櫆的攻击，却完全没有提起傅櫆的辩护之词。

原本傅櫆只是在理论邹维琏是否按例当用，其中是否有任人唯私之嫌，以此刁难赵南星和邹维琏，继而双方互相攻击，熊明遇等人又暗中推波助澜，致使战火也逐步升级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延伸到汪文言、左光斗和魏大中身上，导致傅櫆试图以弹劾汪文言而牵连左、魏入罪。但是，在此论战中，却是左光斗先把此事扯到了不搭界的傅櫆“冒认”兄弟一事上，以此来影射其通内：

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前总宪也；题授中书舍人，今阁臣也，与臣何预。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联络机锋，长安冷观久矣。

于是傅櫆大怒，回应他道：“傅继教本系同宗，族属往来，谁能废之也？（18）”傅櫆、傅继教（傅应星）的关系是否属实有否“冒认”，一查便明，并非难事，但其结果却于史无载，可此事最后却是以左光斗乞罢而不了了之，于此点当可略窥其曲直所在。

东林诸公在此一事上，先频频言及傅櫆冒认傅继教（傅应星）为兄弟一事，全然不提傅櫆之辩驳，同时又说傅櫆发难是因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而致，给人以傅櫆是惧怕被舆论抨击才先发制人，先行对左光斗等人发动攻击之印象。

可事实上这却是左光斗在双方交锋几个回合后才发出的一项影射指控，且后来也为傅櫆所辩驳，即云其与傅继教之交往为同宗族属之正常往来。故《明史》在说到左光斗对傅櫆此事的指控时，用了个“诋”字，亦不可谓全是无意为之。

这场最终使得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洗而空的政治风波，引发和参与者几乎全是东林党人，而且有一半是东林魁首和骁将：一方是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邹维琏等东林高层和核心；另一方是章允儒、熊明遇、黄正宾、陈良训等东林地方势力和封疆大吏，傅櫆则是中立派人士，唯一有牵连的魏党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两个小喽罗陈居恭和傅继教（傅应星）。但这两人其实并没有实际参与，尤其是傅继教（傅应星），纯粹是被动地为东林党人牵扯入内的，这是一场典型的因意气之争而引发的内讧。

而且左光斗为了洗刷自己，把任用汪文言之事往外一推了之，他是没事了，可又把东林重臣、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推上了风口浪尖。叶向高很清楚这样搞下去内耗会急剧增大不说，且牵连到的人员也会越来越多，问题也将愈多愈大，故对东林党极为不利，因此他被迫先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以辞职为要挟来压制此事：

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暖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

这起风波，终于因首辅叶向高的这一辞职要挟而告一段落。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此暗结祸胎：“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19）”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二十四罪疏》攻魏忠贤。秋七月，叶向高致仕。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冬十月，赵南星、高攀龙引罪去，削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籍。十一月，韩爌致仕。十二月，复逮内阁中书汪文言下镇抚司狱。

次年，魏忠贤终于假汪文言一案再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入狱身死，先后杀东林朝臣数十人，东林党在朝中的势力几乎被一网而尽。

然而，事实上天启四年时东林党在朝中势力之盛，远过于一般人之想象：“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20）”如果再加上内阁首辅叶向高，内阁大学士韩爌，以及朝臣邹元标等人，那么朝中几大要害部门几乎从上到下都是东林党人，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只凭区区魏忠贤几人，是绝无法将其于短短几个月摧毁殆尽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抗衡的。这也是魏忠贤因傅櫆之疏第一次逮汪文言下狱后，到最后只能以释放汪文言而不了了之的主要原因。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之败，完全是败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是败在魏忠贤手上。

败亡原因之一，便是门户之见特深，党同伐异。其排斥异己之厉害程度，几乎到了凡不是东林党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凡和东林党政见不一致的，就必然是不正确的地步，东林党的一切，几乎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明史》崔景荣、黄克缵传中，对此现象有几句话可谓说得淋漓尽致：

崔景荣、黄克缵皆不为东林所与，然特不附东林耳。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

说几句公道话或者政见不同的中立者，就不免要担小人之恶名被其所攻，而人品之好坏又全以和东林关系之近远而论，这是一种何等可怖的情形。崔景荣、黄克缵、毕自严等人，只不过和东林党人在“三案”等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便为其攻击不已；又如弹劾方从哲庇李可灼等事，凡此种种非止一端，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举动，使得东林党丧失了大批中间派人士的支持，甚至把他们推向了对立面，无端给自己制造了不少敌人。

败亡原因之二，是行事偏颇，持论过苛、过激，导致本与东林本无大碍者最终酿成大祸。如本文所叙的阮大铖，后来苦苦讨饶却依然被攻杀十多年后，终于在弘光朝大肆报复便是一例。甚至连魏忠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此类，关于这点，东林党人夏允彝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反思：

（诸贤）咸清激操论，不无少苛，人益侧目。大珰魏忠贤阴持国柄，初亦雅意诸贤。而诸贤以其倾杀王安，弥恨恶之。周宗建、侯震旸等相继纠弹，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向高故欲调停之，而诸贤必欲逐去为快。杨琏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仇（21）。

魏忠贤和王安之争，本质上只是内廷太监之间的争权夺利，并无丝毫政党、政见之异同成分在内，而当时的魏忠贤亦颇倾心于东林，盖东林实为当时朝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谁愿无故与其为敌哉。东林党若是纯为宗庙社稷计，则先前既能联王安，何以独不可联魏忠贤？其孜孜于王安者，实因王安先通东林，此无非亲疏之别耳。又，神宗亲自当政后虽任用内监为之虎狼天下，然太阿独持，并无内监勾通外臣把持朝政之事。明季之外臣通内，内外勾结把持朝政者，实起始于天启初东林通王安，东林开此风气之先，乃无可辩驳之事实。

然东林党人自己做得，却不容别人说得，如阮大铖因《七年合算》疏而被报复十七年之久；更不容别人和他们一样做得，如魏广微于天启二年通魏入阁，去拜见赵南星被斥为“见泉无子”而三拒之，至于激成仇隙，此又做何解哉，谁又能谓东林党人于此无过焉？

东林之中并非无人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发展到后来他们已势单力薄，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如叶向高、邹元标、黄尊素等人，虽然凭籍位高望尊而一直努力调停东林与各方面的关系，但终因部分东林党人的固执己见而徒劳无功，陷入无可挽回之境地。而这些温和派也因其调停之举受到了来自东林党内部的攻击，甚至对他们的人品也提出了质疑，那些东林党人持论之苛激，于此可见一斑。

败亡原因之三，是东林党内部党派林立，内讧不断，因小失大。这些或争权夺利，或意气之争的内讧一起，就是连东林党这个政治集团利益都无法保证，更罔论顾及社稷宗庙了。天启四年末爆发的东林党祸，就纯粹是因一件小小的地域集团利益、个人意气之争而起的内讧而授人以柄，最终导致全军尽墨。

败亡原因之四，是东林党人对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之认识接近于儿戏，在政治上异常天真，几近于白痴程度。天启四年的东林党祸，本不至于如此无可挽回，然而坐镇全局最要害部位的两名主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因对手拿他们的师生关系做文章指责其任人唯亲，被魏忠贤矫旨切责，他们为表个人之清白及气愤，竟于斗争的关键时刻弃大局于不顾而轻易求去，在他们的带动下，朝中东林大臣纷纷求去，此刻朝中东林首辅叶向高已于七月致仕归家，冢宰、总宪再一去，则朝事夫复何为？

冢宰主官员任用，魏忠贤想要安插亲信原本须得先过这关；而总宪辖朝中之言路，手持监察大棍，对手若有异动，只管抡将下去。故而此两处位置，魏忠贤及三党惮之、谋之已久，赵、高二人居然不劳对方动手把这两处拱手相让，且各处东林官员也纷纷辞职，其后果自然便是魏忠贤利用吏部遍插其党羽，再以都察院弹劾众臣大兴冤狱，此刻的东林党人等于鱼在砧上，只有徒呼奈何的份，全无抗衡还击之力了。

面对手持屠刀虎视眈眈的对手，自动放弃全部权利和武装而采取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对抗方式，等于自己走上了砧板，其幼稚程度简直迹近儿戏，颇类稚童怄气时朝对方抿唇跺脚转身而去之撒娇情形。若对方是和他们一样尚要顾及脸面的天真文人，譬如之前与齐、浙、楚三党的斗争，那么最多去官归乡之后再依仗朝野“清议”和推举等手段东山再起，大事尚有可为。但他们这次碰上的对手却不幸是个市井无赖魏忠贤，其人包容并蓄联合一切可联合的人士，只要不是东林党，甚至是东林党的动摇分子也一概招揽，而且完全不畏惧什么士人“清议”，一旦决裂就全然不顾脸面抓住一切机会痛下杀手，这一切大出东林党之意料，以至毫无还手之力而一败涂地。

说穿了，这实际是两种游戏规则的较量。

在之前，东林党以及三党遵循的都是同一种游戏规则，也就是文人们的政治游戏规则，他们讲脸面，要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旦被主流舆论所不容就自动下台，或者以德高望重的身份而做辞职的姿态相要挟等等，其最终的胜负是以舆论倒向那一方为标准，这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游戏，争的是个是非曲直，而这种游戏规则的基础，则是廉耻和道德。

魏忠贤一开始也遵循了这种游戏规则，因为他不懂朝堂上玩游戏的规矩，所以他小心翼翼地跟在东林党后面按照一贯的游戏规则玩。可问题在于人家不但不理他不和他玩，还非要赶他出局，于是他恢复了市井无赖的本色，遵循完全无视道德一切靠拳头说话的丛林法则，我管你什么舆论不舆论的，逆我者亡顺我者昌，凡和我做对头的一概杀头，我看还有谁敢说个“不”字。这是动物之间的生存法则，争的是生存的权利，这种游戏规则的基础，是谁拥有可以杀人的刀。

在这种只判生死的游戏规则下，大部分官员纷纷抛弃了廉耻和道德，至少是抛弃了一部分做出了妥协，以求生存。魏忠贤的丛林法则，最终战胜了文人们的规则，于是东林党一败涂地。

东林诸公，于文章学问以及私德立身等方面固然令人景仰，但其党同伐异和苛激的政治态度，以及对政治斗争之认识的天真等等缺陷，使得他们在明季政局以及社稷兴亡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无法令人如同对他们私德一般景仰，更无法令人恭维。<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