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阮、马公案及明季东林党人之失(二)(2 / 2)

其次呢,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知道凤督、四镇拥立福王后,也和马士英一样,马上表态同意立福王。犹有过之的是,他们马上又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邀功请赏,而原本叫嚣拥立潞王的那位吕大器,在福王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么监国,后日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连一贯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4);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就跑去逢迎起东林的死对头“阉党”分子阮大铖来。

因此在“拥潞”、“拥嫡”态度变换这点上,还真是谁都说不了马士英什么,盖因史可法和那些东林党人亦无外如此而已。

只是这个时候在浦口的史可法,还不知道凤阳的不测风云,尚自在写信给马士英商议“拥桂”事宜,信中说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时曰:“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5)”老实说,这些话说得比较狠,也比较不实事求是,譬如不孝云云,基本上就是个指着鼻子骂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从私生活到道德品质以及个人素质、从政能力等通体骂了个遍。

马士英老于官场,一得此书,顿时知道自己已然稳稳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

后来史可法在知道拥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后,也自然知道这条把柄的厉害,所以曾向马士英求还此书,并表示若是马士英将此书还他,他将“终不相忘”(6)。据姜曰广《过江七事》中说,最后史可法甚至对马士英说到如若你不还我此书,便是“汝杀我耶!”于是马士英到底还是将此书还了与他。

不过,马士英还是留了份抄本在手里。

其实无论马士英有没有将此书还给史可法,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这场“定策”斗争中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他自己和钱谦益、吕大器等一批东林党人不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私心杂念。

福王朱由崧是个无能庸人自然无须多说,违错章灼比比皆是。而且他自父亲被李自成所杀后,生活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被拥立监国、继位前,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一度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来度日。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击破洛阳,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杀了,将其血、肉与鹿肉一起煮成一锅“福禄酒”,赏赐给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邹氏(邹氏本人已无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舅邹存义,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仆佣合计二百余人侥幸逃脱,避难于孟县。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向崇祯帝汇报说,朱由崧尚无子女,母子俩相依为命,形状十分可怜。崇祯帝听说后,马上专门派了四名官员、太监去收敛自己亲叔叔老福王的尸体,给他料理后事;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三人,携带银两前往河南接济、慰问朱由崧母子(7)。

同年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在洛阳袭封福王位。

等洛阳再次被李自成军攻陷后,朱由崧这次一路逃到了河南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处,据弘光朝苏松巡按祁彪佳的日记中言,潞王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诉他,在此期间朱由崧生活无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济度日,即所谓“今上遇难,潞藩周旋诸事。(8)”之后,随后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艰难处境如此狼狈,又理所当然伦序当立的情况下,如果史可法和东林党人拥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后的作为,也可知道他压根就不想建功立业,是以大可把他供起来享福,自己则放手去做为所欲为的,绝无可能让区区一个马士英以及几镇小小的总兵官一夕坐大,更别说阮大铖这样背负恶名的在野人士了。

对这几点,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9)”此言即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10),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惟独没一丝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内,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着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直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11),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12)。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达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员赴城外觐见朱由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众拜谒明孝陵,然后自西门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同日,高杰、刘泽清等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

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监国朱由崧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加马士英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以原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铎诸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随即史可法陛辞,离京督师,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