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威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而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型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等各方面都有相当过人之处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的人，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无论如何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而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则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个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

当然，这与当时六部尚书及官吏惟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已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

因为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出来帮皇帝说话还是很容易的，而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臣强主幼的情况下。所以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廷和出于什么目的，或想大展宏图，或想一逞人臣之极，凡此种种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他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议大礼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尤其他在四十多天的独掌大权时期，不但清除了前朝的宦官势力，还废除了相当部分正德时期的不合理制度和设置，朝野评价之高一时无双。在此种情况下，他当然是非常不愿意看见再有一个像正德那样的昏庸皇帝来毁其大好形势的，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希望能对新皇帝进行制约，以免又出一个正德。

但是他一手扶立的小嘉靖，还没进北京，就给了他一闷棍，显得非常桀骜不驯，拒绝按照他和礼部规划的程序走。

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恐慌：如果这个皇帝又和正德一样，刚愎自用胡作非为，那么当前大好形势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与小嘉靖开始了较量，而斗争的目的就是获取权利，内阁制约皇帝的权利。

杨廷和的动机我相信是好的，但他的才具不足却也是事实，并且就在这个时候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杨廷和一手制定的登基程序遭到嘉靖的抵抗，应该说是出乎他意外的，因此他很可能没有多想，也没认真做准备，就顺势借机发作，带有很强随意性地选择了与嘉靖本身及其父母身份有关这么一个极敏感，又非常伤害嘉靖个人感情的问题来发作。

在这个问题上，杨廷和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对嘉靖来说，自己的身份和父母的身份问题，可以肯定是一定会耿耿于怀的，也几乎不存在认输罢休的可能性。因此杨廷和显然选错了发作的事端，随后他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终于激起了朝中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嘉靖，而杨廷和关于内阁权利架构的努力，则因此被彻底地瓦解了。

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标志着嘉靖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且明确表达了他要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的决心。

这同时也显示了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在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一个问题，那就是嘉靖朝虽然客观上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真的有多大，只要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如夏言之不得善终，权势大如严嵩父子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杀、被逐，就可知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

总之，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那么内阁的大限就到了。事实上，在嘉靖、万历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万历时“争国本”那种对皇帝进行牵制和激烈抗衡的状况。

其实阁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其存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它只仅仅存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认可的前提下，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彻底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