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裴弘策一颗头颅不足以威慑东都,那就再杀,直到东都上下同仇敌忾,再无异心为止。”

樊子盖豪气万丈,可惜响应者寥寥无几。生死存亡之刻,谁还会傻到白送性命？杨玄感势不可挡,再加上内应众多,中立者更是见风使舵,坚守派与东都共存亡的勇气固然可嘉,但逆转不了大局,东都失陷已成定局,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乘着现在还有时间,该走的都走吧,免得到时候身不由己,祸福难测。

樊子盖独木难支,非常沮丧。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根本控制不了局势,即便他大权独揽,即便他砍下一颗又一颗权贵的头颅,也无法控制此刻的东都,驾驭那些无心坚守东都的权贵们。圣主和改革派的“敌人”太多了,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损害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一后果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墙倒众人推,大家巴不得东都失陷,巴不得圣主和改革派倒台,巴不得严重损害他们切身利益的改革轰然倒塌。

由此不难推测到西京的态度,虽然圣主防患于未然,在西京的权力格局中有所部署,最大程度地遏制和削弱了关陇本土势力对西京政局的控制,但正因为如此,西京一盘散沙,西京留守卫文升的处境肯定和他一模一样,就算西京一致决策出兵支援,然而在执行这一决策过程中,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甚至有可能整个“翻盘”,反而推动了关陇本土势力和杨玄感的结盟合作,所以现在与其指望西京大军力挽狂澜,倒不如寄希望于圣主和远征军的及时回归。

越王杨侗毕竟是个孩子,他很害怕,害怕的结果当然是想逃离东都,但他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耳濡目染之下,心智远比同龄孩子成熟,他知道自己在如此关键时刻逃离东都,后果很严重,一辈子可能就完了,所以他惶恐不安,拿不定主意,只能寄希望于杨恭仁,寄希望于崔赜和元文都这些近侍大臣们帮助他拿个主意。

杨恭仁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撤离,确保安全。人最重要,只要人在,希望就在,与东都共存亡是一件愚不可及之事。越王杨侗、中央、皇后嫔妃和贵族官僚们的存亡直接关系到了杨氏国祚的未来,无论如何不能置他们于险地,他们安全了,杨氏国祚也就安全了,国祚利益至上。至于越王杨侗的前途,在杨恭仁的眼里并不重要,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杨侗从这场风暴中逃出去,不介入到血腥的皇统之争,把性命保住,未来一切都有可能,谁敢说越王杨侗没有未来？

元文都保持沉默,他知道越王撤离东都的代价可能是一辈子都完了,这让他开不了口,更不敢代替越王拿主意,但撇开越王杨侗的个人命运,从国祚存亡角度来说,撤离是正确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东都没有了可以重建,但人若没有了,或者在杨玄感的胁迫下都抛弃了国祚,那圣主即便归来也没有意义,那时不要说远征军分崩离析,就连改革派都烟消云散了。再说了,对于贵族官僚们来说,利益至上,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一件正常之事,不论谁做大王,谁做中土的主人,只要确保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支持谁,所以危急时刻远离危险,远离杀戮,保全性命,静观其变是理所当然之事,否则未来如何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正确选择？至于樊子盖,已经疯狂了,已经把个人和集团利益完全置于王国利益之上,他所谓的与东都共存亡,实际上就是拉着所有人与改革派共存亡,为改革派陪葬。

崔赜的态度也很明确。下午他在城墙上观战,看到李浑在黄道渠北岸发动反击,听到大臣们越来越倾向于撤离东都的议论后,就有所决断。李浑在叛军的夹击之中还能发动反击,为什么？李风云发挥作用了,这足以证明李风云与李浑建立了默契,对东都战局有了一定的操控力度,而李浑之所以愿意与李风云建立默契,证明李浑接受和认同了李风云对未来局势的推演和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对策,也就是说,齐王进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而关键时刻李风云还会在杨玄感的背后捅刀子,所以李风云的预测还是可信的,皇城还是有守住的把握。皇城守住了,东都也就守住了,这可以确保把这场风暴对东都、国祚和中土的伤害降到最低。

崔赜因此明确告诉胆战心惊的杨侗,所有人都可以撤离东都,唯独他不行,他必须与东都共存亡,这是他留守东都的职责所在,也直接关系到了他的未来,没有选择商量的余地,否则他完了,没有前途了,彻底完了。

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形势已经一边倒,大部分中央大员都支持杨恭仁的意见,撤离东都已成定局。

最后,轮到越王杨侗决策了。

“孤同意撤离。”杨侗说道,“但孤必须留下,必须与东都共存亡,这是孤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即便粉身碎骨亦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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