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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本的计策是，征召地方宗团、乡团武装力量进入蒙山追剿叛贼。

宗团、乡团在中土分裂时期，属于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主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尤其在国与国的交界之地，比如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这种私人武装做为正规军的附属力量，在守疆卫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土统一后，皇帝和中央曾想取缔各地的宗团和乡团，但这严重危及到了地方贵族豪望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了地方稳定和统一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统一大业和国祚的稳定乃是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和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妥协，保留了大部分宗团和乡团，并将其纳入卫府系统，做为地方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守护地方之责。到了今日，宗团和乡团已经发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里坊（乡镇）武装力量。

按道理，宗团和乡团是卫府鹰扬的下属组织，卫府鹰扬完全有权力调动指挥它们，但实际情况是，宗团和乡团做为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始终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卫府鹰扬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当崔德本拿出这个计策的时候，梁德重先是眼前一亮，感觉这个计策非常高明。

宗团乡团不同于卫府鹰扬，它是准军事组织，军纪对它的约束力很小，只要在律法许可的范围内，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度较大。驱使宗团乡团去蒙山剿贼，打赢了功劳属于卫府鹰扬，打输了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卫府鹰扬没任何关系，可谓一箭多雕，但问题是，宗团乡团的那些团主佐史，个个都是成精的“土鳖”，你想利用它们，得拿出足以打动他们的丰厚诱饵才行，否则“土鳖”们根本不鸟你。

梁德重一想到那些“土鳖”，火气就噌噌往上冲。梁德重要在彭城敛财，理所当然要与彭城的地方贵族豪望争利，再加上双方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梁德重马上就“头痛”了。计是好计，问题是卫府指挥不动宗团乡团，彭城的贵族豪望更不会遵从梁德重的命令。好在崔德本出自山东第一豪族，在彭城贵族豪望中那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非常有号召力。

此计若由崔德本出面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梁德重急切想剿贼立功，而崔德本急人之所急，主动放出了“诱饵”，那么梁德重是吞下这个“诱饵”，还是拒绝？如果吞下了这个“诱饵”，双方肯定要保持合作，但崔德本占据了主动，梁德重可能会失去对彭城局势的掌控，后果难料。反之，梁德重如果拒绝合作，崔德本没什么损失，梁德重的损失却大了，双方必然会因为这件事产生更大的怨隙，董纯走后，两人必然争斗，这对梁德重来说无论是戡乱剿贼还是聚敛财富都十分不利。

梁德重毕竟是百战之将，杀伐果断，他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断然决定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从未来国内局势来说，东征打高句丽那个蛮荒小国易如反掌，纯粹是杀鸡用牛刀。皇帝好大喜功，摆出这么大的排场，说白了就是因为胜券在握，故意造势，让天下的普罗大众都记住他的武功，牢记他的权威。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大了，改革派才能牢牢控制权柄，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改革派的目标就是中央集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皇帝和中央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要把本来控制在门阀世家手里的权力和财富夺走。

梁德重所在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帮助皇帝和皇族夺取了天下，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但如今皇帝和皇族背信弃义，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想像，东征胜利之后，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而皇帝和改革派有东征胜利之优势，会对保守派贵族进行猛烈的打击。

很明显，皇帝和改革派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做为保守派成员之一的梁德重在卫府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捱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估计东征之后他就要被“赶”回家了，所以他敛财的时间有限，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山东人的“斗争”中。

梁德重也不避讳，开门见山，“此计若行，还需崔郡丞鼎力相助，不知崔郡丞有何要求？”

既然梁德重很爽快的表明了立场，崔德本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轻轻咳嗽了一下，语含双关地说道，“据说，齐州贼王薄、孟让被齐郡郡丞张须陀四面围剿，不得不逃离长白山，南下逃窜到了鲁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