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再过两天，专家们就要撤退了，龙洞天在陈文忠或校官陪同下，挤出时间和这些专家们进行交流。校官被焦娇挠破的脸虽说恢复得很快，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龙洞天总是盯着校官的脸看，一句话不说。校官感觉很尴尬，似哭非哭的样子。

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医治法治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时，古慧抽空到人事局和组织部办理了相关手续，回来后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讨论的行列。在谈到建立公共医疗体系问题时，老泰山说：

“几十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市场呢？就好比一条活泥鳅一样，总是抓不住它的脾气。建国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共医疗体系，虽然物质生活不富裕，但是基本上每个农村都有一个赤脚医生，城里的大大小小单位都会有一个卫生所。但是，七十年代后，这套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便被改革大潮冲垮。农村的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弱，合作医疗覆盖面从.8%下降到.8%，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出现‘雪崩’，覆盖面骤然降到11%，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8%。除了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体制得以继续保留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到自费医疗的境地。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医疗也陷入‘市场化’的迷谷。那时候改革的主导思想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医院开始试点‘企业化管理，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政府开始大幅度推行城镇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看到，1978年以前，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医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经营权，但来自政府的补贴也越来越少。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30%，1985年下降到27%，1987年下降到19%，到九十年代末，这个百分比降到了6%。可以说，市场化的改革对僵化的公共医疗服务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

尤其正接过老泰山的话头说：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被后人称作‘莆田系’的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他们填补了农村中迅速萎缩的赤脚医生的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游医。这些人当中，有的懂医术，但更多的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到了九十年代，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是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开始科室承包。这就给走街串巷的游医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游医依靠贿赂，开始摇身一变，进入到正规医院门下。据了解，当时只需要600-1000元，就能当上院长。对比体制内寒酸的工资，这笔巨款的诱惑无疑是难以抵制的。当然，难以抵制的还有行医执照，当地部门开具一张行医执照，只需缴纳200元便可，真是物美价廉，皆大欢喜呀！就这样，把体制内整个单位的营收压力转移到了一个承包制的科室身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开始了危险的市场化尝试。很多老百姓并不清楚，在官方医院的门头下，一些科室已经开始私有化，而这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中，侵蚀的恰恰是官方的社会信誉。”

龙洞天和陈文忠一直聚精会神地倾听专家们的发言，两个人各自拿着本子和笔，不停地记录要点，俨然是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老泰山在陈文忠低头写字的时候认真地看了一下陈文忠头顶上一片花白的头发，深深地叹了口气。老泰山说：

“文忠还是在学校的那个样子，做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为师我非常欣慰啊。”

陈文忠依然低着头：

“老师您过奖了。您才是我始终如一的学习榜样。”

老泰山并没有从陈文忠的语气里发觉自己的学生情感上的变化：

“你这孩子就是个倔脾气，柔中有刚，只要你认为对的就会坚持下去，任何人都难以改变你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