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之崛起(深蓝2000)_第六百章抗战上海淞沪抗战(一)（2 / 2）_1926之崛起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_高清片小说频道

上海情况不一样，日本人的所谓权益大部分都集中在租界里面。负责租界治安的工部局都是些蓝眼睛大鼻子的老外，想让中国人声势浩大的冲进租界去破坏“日本权益”，那可不是那么容易做手脚的。真要那样，恐怕中国人一进到租界里面，就会先被巡捕驱散。

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两人想来想去，最后认定，比较可行的，还是弄出点人命，弄死个把日本侨民，来点燃日中战火。

可让谁去做这个冤大头呢？

这个冤大头可不能随便找，这是很有讲究的。

第一个，这个冤大头不能是个地头蛇，在上海住久了的侨民。那样的人，弄死一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发动关系查起来，容易露馅，搞不好就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第二个，这个冤大头要无知无畏。胆子小机灵的日本侨民，看风头不对才不愿随便到抗日情绪浓厚的中国人聚居区去转悠。第三个，这个冤大头得死得有点价值，他的身份足以让日本人为他的死而特别愤怒。

想来想去，有几个日本人就被圈进了这个名单。这些冤大头是一帮从日本来上海还没多久的日莲宗和尚。

日莲于1222年诞生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小渔村。12岁出家，16岁正式为僧，取名莲长。翌年，他前往镰仓修学，之后在比睿山、奈良等地钻研当时所有佛教学派的教理。32岁，他通过《法华经》领悟到潜藏于每人生命里宝贵的‘佛界‘，并教示开启此佛界之南无《妙法莲华经》才是佛法的究极。他立宗宣言，改名为日莲，开始了宗教改革的计划。

日莲宗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莲宗的总本山。著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著作。后来日莲的弟子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都属于日莲系。在日本很有影响力。

这些日莲宗的和尚们，从日本来上海没多久，在上海侨民里没什么亲友，死了都没人认识。而且这些和尚现在自己也还搞不清上海的情况。

更妙的是，在日本，和尚是方外之人，不问俗事，很受国民尊敬。如果慈悲为怀不问红尘的和尚都被中国人杀了，当然比一般日本人被杀更容易引起日本人的愤怒。

此外，这群日本和尚还不是一般的和尚，这可是日莲宗的和尚，日莲宗出了名的具有攻击性，早期传道的时候，日莲宗的和尚会跑到街上和人激烈辩论。而这帮和尚的老师就更是个狠人了，正是此时日本有名的暗杀组织血盟团的龙头老大，日莲宗僧人井上日召。

和尚组织暗杀团，很给力。这就是日本和尚的特色。

能吵能打有后台，又是刚来上海的和尚，绝对是很不错的冤大头。

准备被弄死的冤大头找好了，接下去自然要考虑把屎盆子扣到谁头上了。很快，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企业被田中隆吉选中了。

三友实业社，听着很像日本名字，但却是标准的中国企业。

虽然今天知道三友实业社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当年在上海滩可是赫赫有名，在日本人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纺织业，这家企业硬生生杀进去，抢了日本人好大一块市场份额，号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纺织厂，早就成了日本纺织厂的眼中钉。

三友实业社由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于民国初年创立，因为经营有方，很快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

陈万运，又名陈曼云，出身于浙江慈溪一个小商人家庭。陈万运幼年时在家乡进私塾读书，15岁随父到上海谋生。先在市郊浦镇三阳泰烟杂店当学徒，后转入虹口嘉兴路上的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少年陈万运做事认真，又肯动脑筋，深得店主器重，满师后留店当伙计。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的思潮在国内风起云涌，关心国事的陈万运受其影响，萌发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意念。经过长期细心观察，陈万运终于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

当时西方列强大肆对中国商品倾销，日用商品更是洋货独步天下，单洋烛一项，1910年进口就达百万两，洋烛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油盏灯和土蜡烛。陈万运发现，洋烛烛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独家经销，尽管要价高，却供不应求。在烟纸店工作多年的陈万运揆情推测认为可以从这个本轻利厚、生产技术较为简单的项目入手，步上创办实业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同乡沈九成，在上海高裕兴蜡烛店当学徒，另一个是陈的亲戚沈启涌，当时也在“乾新祥烟纸店”工作。3个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士庆路鼎兴里租借5间小屋，购来10台手摇烛芯车，开始制造洋烛烛芯。小作坊取名“三友实业社”，内涵3友合作，实业救国之意。产品商标定为“金星”牌。

一年后,沈启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陈万运的同乡陈律甫入股2100元,其时资本增加至2400元，并在厂名上加注“美记”二字。产品出来了，要打入日商垄断的烛芯市场，又成了难题。为了打开局面，陈万运和沈万成自己走街头，在日商洋烛行附近，摆摊点燃自制的蜡烛。行人纷纷围观，看到蜡烛不淌油、不弯头、不中途熄灭，确实不比洋烛逊色。这一街头活广告使“金星”牌烛芯从此名声大振，“三友”的烛芯也以价廉质优的优势迅速打开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货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此抬高售价，英美厂商不得不向“三友”订货。这样，金星牌烛芯逐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三友”的生产规模也开始扩大。

1915年3月，沈陈两人将资本增加到8400元，将《三友实业社美记》改为《三友实业社无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三友”改组为股份公司《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万元，成立董事会，推举慈溪在沪实业家史悠风为董事长，沈九成、陈万运为董事，并兼正副经理。同年，“三友”还在横浜桥南面建成三层厂房一座，工人增至百余人，添置电力烛芯车16台，烛芯球车2台，烛芯品种发展到6种，日产量达到500~600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各地厂商竞相向“三友”订货，使“三友”在国货界初露头角。

1917年，陈万运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建造规模较大的生产总厂，生产“三角”牌毛巾，与西邻日商东华毛巾厂抗衡。1918年，经董事会讨论，决定再增资，向外招资7万元，资本金总计达10万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农商部注册备案，其图案是由一个圆圈加内三角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难。同年，又在川沙设立工场，添置木机百余台。

陈万运聘请了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郑祖廉为第一任厂长，把好技术关。他们把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纱支脱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当时漂染工艺上的革新。

接着，三友社继续开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们把原来生产多年、式样单调的红蓝档式毛巾，改进一下，用鲜红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还为大宗客户免费加印字号。以后，三友实业社又研究生产新颖别致的多片综织造的回纹浴巾。这三招，招招都使国产毛巾的质量得到了巨大飞跃。投放市场后，深受用户青睐，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

三角牌毛巾受到国人欢迎，畅销全国，同时也使日货铁锚牌毛巾营业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败，遂改变策略，用廉价政策，再来争夺市场，运进单幅毛巾铁机二百台，设瑞和毛巾厂于华德路高郎桥与兰州路之间，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铁锚牌毛巾，来势凶猛。

三友实业社则提高质量，精益求精、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中，人民觉悟普遍提高，爱用国货深入人心，日货铁锚牌毛巾产量再多、价格再廉，无法与优质三角牌毛巾竞争，存货积压、工厂停工，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厂被迫歇业，而日货铁锚牌毛巾也于1923年完全退出中国市场。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三角牌》毛巾荣获得金奖。

陈万运还聘请漫画家叶浅予等为三友实业社广告科绘画宣传；著名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那时就在三友实业社广告部当绘图员。

三友实业社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企业发展很快，三友的产品之多、营业之盛，在当时实业界中是屈指可数的。随着“三角”牌毛巾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高，三友社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职工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工商企业。陈万运还在厂里设立图书馆、俱乐部、医疗室等设施，处处为工人福利着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们以社为家，凝聚力极强。不久，三友实业社又盘买了杭州通益众纱厂和鼎新织布厂，改为三友社杭州分厂，成为国内著名的纺织企业。

这个陈万运活脱脱就是一个《大染坊》中的“奸商”小六子。

陈万运虽然是一介商人，但极其爱国，九？一八事变后，陈万运在总厂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张乐平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

对于这个陈万运，田中隆吉早就恨得牙痒痒，把这个屎盆子扣到陈万运头上正合适，绝对是一石二鸟。

九一八事变一起来，爱国不分老板、工人，这家三友实业社作为华资大厂，全身心投进了对日经济绝交的活动。

总之，用田中隆吉的眼光看，这是一个有着“很**，很排外”面貌的工厂。给它栽一顶杀害日本人的帽子，看起来很合理。

田中隆吉挑起事端缺钱，从日本纺织厂那里弄了十万块钱。趁机搞垮一个日本企业的强劲对手，也算是对日本老板们的一个回报了。

至此，冤大头和被栽赃的都找好了，下面就是怎么挑选一个合适的机会罢了。

不知田中龙吉和川岛芳子用了什么招法，反正他们很容易地就说服了日莲宗的僧人。

1月18下午，两个和尚和日本三个信徒，出现在了上海公共租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

他们一出现，先把这里的中国人搞迷糊了。谁都知道这里的抗日气氛浓厚，平时日本人根本就不敢来。

现在倒好，日本人不但来了，而且还敲钟打鼓，唧唧歪歪，好像特别要跟你强调他是日本人似的，怎么看怎么像找茬的。

三友实业社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引翔港，这里的西部和南部，包括三友实业社这里，都属于租界，但北面一带却属于华界。

中国工人拦阻日本和尚进入“纯属内地”的华界，这些都是田中隆吉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而这些来上海没多久的日本和尚却完全不清楚，更何况言语不通，吵架甚至推搡自然难以避免。

这个时候，“爱国民众”登场了。

“爱国民众”由和田中隆吉关系密切的上海青帮老大常玉清的徒弟来担当。但见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人越来越言语激昂，很快就动起了手。

常玉清是“安洁帮”的帮主，在闸北一带开着一家叫“大观园”的浴室，实际上就是个暗娼馆。青帮老大一出手，弄几十个徒子徒孙上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他讲明白，一声喊打自然有人替大哥扁人，更何况扁的是日本人。

一人动手，万人喊打，一片混乱中，两个日本和尚都被打伤，有一个送进医院后呜呼哀哉了。等巡捕赶来，青帮弟子们早没了踪影，租界巡捕只好抓走三名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回去应数。

一个日本人被打死，两个日本人被打伤，田中隆吉很满意。火星已经起来了，现在他需要再狠狠地扇扇风了。

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深夜，几十个日本“热血青年”突然手持刀枪冲入三友实业社放火，附近的华籍巡捕正要叫救火会，却遭到日本人的围攻，三名租界的华捕一死两伤。两边都出现了死伤，鲜血一旦流淌，局势顿时急转直下。

原本日僧遭袭后，日本侨民开会提出的要求还是循着正常的交涉途径向上海市政府抗议，但是一把大火烧了三友实业社，使得大多数日本侨民也跟着疯癫起来。

第二天，在有心人的煽动下，六百多日本侨民在租界大肆打砸中国商店，殴打中国人，甚至把赶来制止的英国巡捕也打伤了。这还不算，这些癫狂的侨民还向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请愿，要求海军增兵上海。

在侨民的巨大压力下，原本秉承政府指令，还企图控制局势的日本领事馆的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21日，日本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出四项要求，道歉、捕凶、慰问伤者三项倒还是就事论事，但第四项，取缔抗日活动，解散抗日团体的要求，却一下子把个案拔高，把上海市政府逼进了墙角。

22日，日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也甩开领事馆，单独发表声明，威胁上海市政府如果不答应这四项要求，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行动”。

战争的乌云迅速笼罩起来。而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需要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这两个始作俑者操太多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