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阳冯氏省城主事冯九成的带领下，随着人流进城，踏在三、四丈宽平整干净的永和大道上，望着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众人又是一阵暗叹。

大昌时，南昌名洪都城，彼时的居民房屋多是茅竹结构，极易起火成灾。曾有诗描写当时火灾的惨况说：“频年秋冬时，烈火每相苦，广厦千万间，一时成焦土”“小民懦懦情，常恐咸阳苣，一夕或数语，惶惶竟无主”。宪宗年间，洪都观察使韦丹目睹这一情景，便筹集一笔资财，把一些板竹民房改建为砖瓦结构，不到两年时间，改建的瓦屋达一万四千余间，楼台达四千二百间。重新开辟南市和北市两条大街。经过一番整治，昌代洪都城的面貌大大改观。

后又经楚、定三百多年数次大改造，时下的南昌城可当“江南都会”之誉。

城内建筑尽为青砖黛瓦，间或有那竹木房屋也是别具一格的特色民居。

沿街的商铺渐次比邻，当铺铁铺喜铺轿铺等不一而足，酒楼茶馆瓦子番市等错落有致，正其肆、陈其货贿也。

“者者居”乃是一家酒楼，盖引用的论语中“近者悦，远者来也”一句取得的店名。有一种之乎者也的意味，对于文人雅士好品酒的而言，正中其怀。

“百花深处”则从诗句“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娟啼”中获得的灵感，是一个花酿酒店的名字，以花酿酒，以花入名，立意鲜明。

至若“史聚德”、“协同祥”、“恒吉祥”、“常泰丰”、“荣信、“长隆”等等，都可以在某首诗里找到它们的落脚点。

永和大道尽头左转，是丈余宽的孺子街。

听冯九成介绍罢，冯过三人相视而笑，会意在心。

徐稚，字孺子，东汉豫章南昌人。东汉隐士。少学今文经学，兼通天文，历算。家贫务农，自食其力。公府征辟，皆不就。时称“南州高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待宾客，特为他设一榻，去则悬之。后以“悬榻“比喻礼待贤士。王勃《滕王阁序》所云：“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即用此典故。

名人效应嘛，自当多多利用，除此之外，南昌城尚有“孺子亭”、“孺子书院”、“孺子书局”、“孺子文社”等，皆有声名。

领着冯过几人到了一处院子前，冯九成面带歉意的说：“六爷月前告知七郎要来省试秋闱，我托了好些关系才租赁下这院子，却是小了些。不过，胜在离贡院近，倒也方便。”

冯过点头致谢：“有劳成哥了。”

冯九成连说“不敢”，虽说他与冯过同辈，但嫡庶有别，身份地位非同日而语。族里极看重的七郎驾临，他自得好生伺候着。

江西布政使司下辖十三个府，共七十七个府属县与一个散州，人口九百万有余，书院近三百所，学子数以万计，文风鼎盛，冠绝大定。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说。

《大定野获编》记载了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江西历来文风鼎盛，读书人层出不穷，是科举大省，也是强省，在大定王朝，这方面，远胜于昌楚。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风”，吉安府“环吉水百里之疆多业儒”，信州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课子孙读书为事”。

封建王朝走到大定，商人早已不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行业，商人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出将入仕，光宗耀祖是很多富裕起来的商人们对子女们的期望。而江右商帮又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国内商界力量。从制度上讲，大定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参加科举的便利。

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费宏是为领军人物。

若问为什么而读书，自然是求科举入仕光宗耀祖。

某种意义上来说，乡试比会试更为重要。是以，在省城南昌，七、八月的房屋租赁市场最为火爆。无它，盖因十三府应举士子云集于此，真正是一屋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