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

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

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地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在现代看去：

现代仍有不少历史学者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