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幼饱读经书，十分向往《周礼》等所描绘的古代制度，因而即位后，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在刘歆等经学家的帮助下，大力进行托古改制，推行各种新政，来稳定政局，巩固自身统绐。
(一)官名改革，加强君权
儒家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说，所以王莽的改革时十分注重官名更改，使之名正言顺，他即附会《周礼》，又对历代制度加以损益继承，最后形成了以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为核心的新中央官制，即前面所封的十一公: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每一公都有“新”字，以反衬新朝之兴盛。而细品这些被封“公”的人都只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是“王家”“兴”“盛”的意思，又是铜匮符命上，于是就被选拔出来，破格提为最高层的十一公。王莽实则利用这种封赏，来突出了王权神授的特点，不过更多地体现了王莽意志的权威性。
秦汉时代的官制是公卿制度，立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又称相国、大司徒。有时置左右两丞相。负责帮助皇帝处理-些事务。
太尉，又称大司马。掌管军事，统领各将军。
御史大夫，又称大司空。在殿内负责图籍秘书，对外监察各级官吏，接受公卿的奏事，汇总情况，向皇帝报告。
秦汉的九卿是:太常、光禄勳、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
秦汉的地方长官，郡有太守，县有令、长。几个郡合为一州，派州刺史负责监察工作。这些禄制在秦汉时代，虽有一些变动，但三公九卿是基本不变的，公卿以下的属员一般根据需要设置，数量不等。
王莽对这些制度、名称作了一系列改革。三公各置一个助手，大司马有“司允”，大司徒有“司直”，大司空有“司若”。九卿中大司农改名“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即廷尉改称“作土”;太常改“秩宗”;大鸿胪是接待外宾的长官，改称“典乐”;少府改为“共工”。
九卿分属于三公。每一卿设置三个大夫，每一大夫设置三个元士。这样就有了完整的以三为倍数的官员体系。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种设其实是受了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说:“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董仲舒还用天象来证明这是王者据天象而设置的官制。王莽相信天命，就按他说的来办，不管正与错。
此外，秩百石改庶士，三百石叫下士，四百石叫中士，五百石叫命士，六百石叫元士，千石叫下大夫，比二千石叫中大夫，二千石叫上大夫，中二千石称卿。各个等级官员的服饰和车辆都有差别。又设置了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及诵诗工、彻膳宰等。
此外他对一些建筑的名称，王莽也做了改动。长乐宫改常乐室，未央宫改寿成室。前殿改王路堂，门就是王路门，门外居摄一条王路，在王路上设“进善之及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并派出四个谏大夫坐在王路门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进一步收集民心。
王莽新改的名称，很多都是参照了上古先皇舜的制度名称。例如，舜任命垂为共工好、益为朕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等。舜开四门，接待四方来宾，征询意见。王莽设王路四门也是想听取四方的意见，但是，仅过了几年，王莽就听不进批评意见了，开始独断专行。纳言冯常、大司马司允费兴都因进谏而被罢了官。王路上的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也都成为了摆设，而无人在用，空费资源。
西汉时封了许多诸侯王，还封四夷的首长为王。王莽根据“天无二日，土无二主”，认为这么多王是不合适的，不符合大一统的原则。于是，他决定将诸侯王都改为“公”，四夷的王都改为“侯”。王莽还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王莽对官制的改革，在中央设置了比汉朝更多的高秩级官员和众多分司办事机构，同时也保留了中朝这一决策的核心和指挥调度全国行政运行的总枢纽。王莽正是通过这个总枢纽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使君权进一步强化。而对外族的名称改革，虽满足了王莽的虚荣心，但却引来一系列外交问题。
(二)创新禄制，压榨劳动力
王莽在官制方面，是分封与郡县并存，因此有授爵与任职的差别。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到明堂授诸侯茅土。明堂中有一土坛，是天子大社，由五色土组成，南方赤土，东方青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坛上一色土，用茅草包裹，带到封地去立社。茅草包的一色土，就是茅土，是受封者立社用的，具有一定相征意义。
之后王莽又按《禹贡》将天下分九州，按周朝分爵五等。设诸侯、附城各一千八百员，用于赏有功者。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公爵封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五千户，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二千五百户，土方五十里。附城大的九百户，土方三十里，小的只有十里。当时王莽授茅土的有十四公、九十三侯、二十一伯、一百七十一子、四百九十七男，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
授了这么多爵位，分了这么多茅土，但由于当时地理图集尚未确定，受封者并不能及时到封地去立社建国收税，所以只能在京师苦一告等待，而朝廷发放的生活费又很少，根本不够一家之开销，大多受封者生活都很困难。官员们为了改善生活，只得各显神通，不过大多官员通过贪污受贿、以公充私，来发财致富，改善生话，但也导致奢侈腐化的局面出现。节约财政开支本是利国，但其的结果，是将本来应由政府发放的俸禄，让官吏自己通过一些不正当或非法的手段向百姓琐要，最终受害的，只能是底层的百姓，让百姓苦不堪言，心生怨恨。官吏们竞相贪污受贿，形势日趋恶化，社会风貌也日益衰败实。但朝廷给官员的俸禄减少，也减弱了对官吏对中央的凝聚力，也削弱中央对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利于中央治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