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阻碍了秦国本土治国人才的诞生。

战国时期需要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能带兵打仗的将军，这个秦国不缺，本土盛产很多，第二种就是治国人才，这些人才秦国每个朝代都缺，秦国的大环境也决定了秦国本土培育不了这种经世之才。

为何如此说？这是因为商鞅的变法阻断了这种人才的诞生，能治国的经世之才无一不是知识超群，博览群书的主，但是商鞅的变法只给了秦国年轻人两条路走，要么当兵，要么种地，想要读书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即使天分再高，如果后天不读书，不学习，那么他面临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越来越不行，想要有治国的才能，根本没有可能，就像我们曾经读过的《伤仲永》。

这其实也是秦国为什么名将很多，但是治国的丞相却只能从山东诸侯国引进的原因，不得不说，商鞅本就是士子，却把秦国想通过读书成才这条路完全给堵死了，不可谓不狠，这也是商鞅变法最为致命的坏处。

秦国历代君王孜孜不倦的向山东诸侯求贤弥补了商鞅变法的缺陷。

通过秦国每个时代都会有山东士子的大才蹦出，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从秦孝公开始，在山东六国中搜寻能治国的人才，已经成为了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秦国的历代君主，都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寻到自己需要的治国人才，这决定了秦国即使培育不出能治国的人才，它也不会衰亡，因为自己培育不出，能挖来为自己所用的，就是自己的。

我们不能武断的认为，秦孝公对于商鞅变法的这个严重弊端不清楚，通过秦国统一华夏的历史来看，秦孝公应该也认识到了这点致命的坏处，但想要强大就要付出代价，有坏处当然也有弥补的方法，值得庆幸的是秦国君主找到了。

当商鞅变法强大了秦国之后，不断从山东诸侯挖来经世之才，本国又不断培育出能打仗的名将，这三点从根本上保证了秦国统一华夏，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毕竟秦国这台战车，征服天下的条件已经具备，差的也就是向前走了。

秦国的治国大才为什么要从六国引进？因为秦国本土根本培育不出来，商鞅变法让秦国不再有“士子”这个职业，想要成功要么上阵杀敌，要么好好种田，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也决定了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秦国行不通。

商鞅变法不是只有好处，其坏处很致命，但都被历代秦国君主化解了，商鞅变法的好处，就是用根本上强大了秦国，官僚队伍也从世袭制开始向选聘制过度，任人唯亲也开始转变为任人唯贤，这就是强大的基础。

但商鞅变法的致命坏处就是让秦国没有能力培育出自己的治国之才，但这点却被历代秦国君主化解了，从外引进，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拼命为自己打工，历代秦王在这点上都做得很出色。

为什么这些入秦的山东士子几乎都没能落得一个好下场？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山东士子毕竟是外人，他们为秦国效命也是为了实现自的理想，当他们有尾大不掉的风险时，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被驱逐或者死亡这一条道路了。

史学家公认，法制对于秦国国力的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实现了以法制国，秦国与六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最终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秦国的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而不象东方六国一样举步维艰，这跟秦国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有关。只有在秦国，法家的理想才得到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实现。而秦国也就在“事皆决于法”的政治制度下，从被发达的中原国家瞧不起的“夷狄”，变成了令他们惧怕得要死的“虎狼之国”。在这期间，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加强君权、遏制贵族、依法制国、信赏必罚、严刑峻法、重视耕战、统一思想、钳制人民的种种主张，都成为了秦国的国策，在战国时代的兼并和统一战争中，法制的秦国无疑压倒了还陷在礼教泥潭中的东方六国，然而，也正是暗藏着极大历史局限的“法制”的根本缺陷，在秦统一后的总爆发，造成了秦朝的速亡。法制是一柄双刃剑，它使秦国强大，也使秦国灭亡。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华夏族诸国中落后的一员。虽然在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势，但在与其它华夏国家的战争中，基本上是互有胜负，人们并不认为秦国有什么可怕，而且在文化发达的中原人看来，秦国还是一个未脱戎夷之气的野蛮国家——虽然秦国一直以正宗的华夏国家自居。然而，祸兮福所倚，落后的秦国却有其优势：在长期战争中，秦国的君主多是勇猛的战士，以强有力的君主为中心形成了强大君权，遏制了权贵势力；同样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秦人养成了注重实际的国民——毫不奇怪，在战争中，敌人的刀剑是会时时提醒你注重实际的；最后，落后的文化恰恰意味着礼教不发达，而礼教氛围的薄弱，有助于新生制度的贯彻执行。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秦国得以商鞅变法为契机，一举实现了法制。

商鞅是老天爷赐给秦国的最大礼物。虽然在他到秦国之前，秦国向东扩张的已经很强烈，从秦孝公求贤的举动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商鞅这个人，同样会有其他人才，包括法家的人才到秦国去推介自己的主张。但具备杰出才能的商鞅的到来，无疑使秦国的变法能够在一个出色的设计师的主持下，顺利的度过事业草创期间的困难。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当年颁布了许多新法令，一场大变革随之开始。孝公十二年，即前350年，以迁都咸阳为契机，又颁布了一些新法令，将轰轰烈烈的变法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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