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韩国不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但除了燕国，也就是韩国最弱了。韩国是无力独自抵挡秦国的进攻的，必须依赖于魏国和赵国的救援。如果赵国和魏国不救援，秦国可以随时通过韩国，来进攻赵国和魏国。所以三晋虽然分家了，但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捆绑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这是地缘政治决定的。只有捆绑在一起，他们才能够对付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否则，无论齐国还是秦国，都够三晋喝一壶的。

而在战国初期，魏国比较强大的时候，韩国主要依附于秦国和赵国，以抵抗魏国，否则魏国也不会留着韩国让秦国当成进攻魏国的前进基地。到秦国和魏国强弱对比形势翻转之后，韩国就基本上和赵国与魏国捆绑在一起了。但在纵横家的时代，韩国受秦国的蛊惑，不断的把自己的土地割让给秦国，以避免秦国的进攻，也就是赂秦。这对赵魏两国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但两国并不能完全控制韩国，所以也只能听之任之，而韩国一旦被秦国进攻，赵魏两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又不能不全力救援。

虽然韩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三晋之间也并不团结，经常被秦国分化瓦解，尤其是国小力弱的韩国，经常在赵魏与秦国之间来回摇摆，这也就给了秦国可乘之机。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韩国成了秦国以逸待劳的打击和削弱赵魏两国的诱饵。因为秦国总是先进攻韩国，吸引赵魏两国来救援，然后击败并削弱赵魏两国的实力。这个状态下的韩国，对秦国最有利，而对赵魏两国都非常不利。

韩国也是这样。虽然韩国必须依赖于赵魏两国才能存在，但是赵魏两国并不能完全控制韩国的行动，所以韩国经常挖坑，而最后却必须由赵魏两国来填，尤其是赵国。秦赵长平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韩国被迫将上党郡割让给秦国，上党郡又主动提出宁可归附赵国，最后赵国不得不出动大军来和秦国进行战略决战。而当赵国战败后，魏国也必须全力救援，否则三晋都要被秦国消灭。

反过来说，如果秦国在国力尚不能对三晋合起来也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如果贸然彻底吞并韩国，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就等于秦国必须在韩国的地盘上长期驻扎大量军队，随时准备与赵魏两国打仗，而且有可能是关东六国的联军。对秦国来说，在潼关防御，显然比在韩国的地盘防御的胜算要大得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留着韩国是有利于秦国的长期利益的，可以不断削弱三晋，而自己又处在可进可退的状态，掌握着主动。

而且东方六国互不团结，相互侵伐。山东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拆台，相互攻打，甚至联合秦国攻打其他国家。例如战国时期齐国曾经利用燕国内乱灭燕，燕昭王复国后又联合韩、赵、魏、秦发动“五国伐齐”，赵国在长平之战后一边与秦国作战一边不断讨伐燕国。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由彼此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山东六国根本不可能真正联合在一起。

反观秦国采取灵活的策略应对六国合纵：秦国先通过张仪欺楚破坏了齐楚联盟，然后多次击败楚国将其削弱，又参与“五国伐齐”削弱齐国。后来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被秦昭襄王采纳，秦国与同自己不接壤的燕、齐交好，专门打击三晋（韩、赵、魏）和楚国，基本上打垮了楚国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崛起的赵国。到战国后期秦国独霸天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阻止它统一中国了。

蒙毅不禁感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句俗话来比喻那种不仅办不成事，反而还捅娄子的人。这句俗语是怎样由来的呢？

相传，昔时有一书生，嗜书如命，“头悬梁锥刺股”的十年寒窗苦读，促使他一心考取功名。但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他想：“一生的功名，在于成败之间。”于是结婚成家有了儿子后便给大儿取名“成事”；小儿取名“败事”，书生望子成龙心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

一天，书生要出外办事，离家前交代妻子：督促两个儿子学习不可懈怠，并规定：除了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外，每日还要练习书法，规定大儿子写三百个汉字，小儿子写二百个。妻子照办，每天日不错影地催促两个儿子读书写字。日复一日，她估算着丈夫快要归来时，便亲自测试让儿子背书，还检查他俩各自写了多少字。她数了数，结果大儿子少写五十个字，小儿子却多写了五十个。

书生归来后，问起两个儿子的学习和练字情况，妻子一本正经地如实相告：“背书如流水，字也写了，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二人都是二百五。”

后来，人们把这当成笑谈。传来传去把它的意思给变了，成了一句贬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