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没有地方可去，除了家。没有地方能安放我的灵魂，除了我的躯体。回家以后，赵幸福又要我回到铜陵去，说我不能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她说，你这样会变成自由公民的，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那你只好属于你自己，一个人有了绝对的自由，是很危险的。

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外面奔波的具体情况，我知道，过一天两天后，我又会上路。我已经属于路上。我必须为未来筹谋。

这样，我又坐车到合肥，为明天预支点什么。

我去找合肥的同学老丁，没有找到。又去找老张，找到了。老张在报社，说老丁可能去了南方。我对老张说：“我刚从那边回来。我那个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学历拿到手了，我能在你这里找个活干吗？”

老张笑着说：“都满了。不过，先复印了毕业证书再说吧，反正吃口饭是不会成问题的，要吃好一口饭，才不容易。”

我说：“你知道，我们的理想都不是温饱型的。”

他看着我，嘲笑我落伍了，说：“现在，大家一律都不使用理想这个词了。”

我赶忙自嘲说：“但我现在又念书了，又学生腔了啊。”

其实老张是在推却，进他们报社，做一个正式职工，没有铁硬的关系，是绝对不行的。但在广告公司之类的企业做，是很简单的。不过我又不甘。

老张跟报社要了一辆南斯拉夫生产的切诺基，带我一道到阜阳地区去，他是驻那个地区的记者。

给我们开车的是一个现代俊彦，出了省城，一上路，他就抖擞着劲玩命。老张对我嬉笑着说：“他只要一坐上车垫，就开始仇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报社里的人都不敢用他的车。”

烈日下漆黑又发亮的新路刺激着他。“嗷——”那现代后生张大了嘴，发出啸叫。我们的车和另一侧的大车错车时，车体交错时的声音和喇叭的叫声像杀猪般惨叫，千分之一秒即逝。

我也有点兴奋起来，扭头对老张说：“二十岁的不怕死，我俩还怕什么！”

老张却不疾不慢地朝那愣头青说：“减速，减速。……开平稳一点，我想休息一会。”

车理智了，老张眯着眼睛说：“隔天你回报社，转行开飞机吧。”

那个现代俊彦终于把车弄趴下了，停到路边。之后他自己爬进去，弄出一身油水出来，可还没结果。

我和老张站在淮北大地的沟坎上吹风、说话。老张指着地下的一双脚，说：“一开车他就亢奋！只要亢奋，我就知道，迟早要出事！……你不晓得，这小东西的命比我们的命值钱，他老爸是省委干部。”

到了阜阳，老张和专员级别的人打交道。

次日我们到达寿县，接待我们的是县长和县委书记。第三天我们到达三省交界的界首市，《人民日报》在这里要搞一个活动，老张到奇安特公司去，为他们拉赞助。最后，我们到了亳州，来了一个同学，一起吃了一顿药膳，我们还说起了赵幸福的事。

五天以后，我们又回到合肥。

我告辞了，我并没有心思游玩，我在整个世界寻找我的落点，但是我总空手而归。

我一个人到合肥东门车站等车，回无为。

在那趟车上，我遇到了一个泰国归侨，她和我同座。她的家也在无为县城，老公在无为一中教英语。我们聊天后，她知道了我的情况，说她认识一个人，是无为县人民银行的职工老吴。老吴的老家是温州的，他当过兵，在无为县人民银行退休后，刚回到老家温州。他正紧急找人去温州教书，是教学生上计算机课。

我心里就动了一下，说：“我学过电脑啊。”

到无为时，她让我到她家去，把老吴的地址给了我，又和老吴通了电话，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放下电话后，她说：“温州那边待遇是很好的，工资待遇也很高的。”

我和她道谢，回家了。

那时已经是傍晚。

丫丫正在院子里屙屎，她坐在痰盂上看着我。

赵幸福对我说：“回家了？”

我说：“回家了。”

她问：“你什么也没买给丫丫吃啊？你倒潇洒，空手去空手回。”

我看到她一个人在家带一个孩子的样子，有点感谢她，没太在意她刚才说的有刺的话。

我这次没有空手回来，我说：“我带回来了一支手表，是在合肥开记者招待会时人家送的，还有一双奇安特运动鞋，是正宗的，这就是人民记者的灰色收入。我是混进去的，但见者有份。”

丫丫还在那里一边大便，一边唱歌。

我回屋放好包，第二次走出来时，看到院子里的丫丫正在对付自己拉出来的大便。她撕了半本卢梭的《忏悔录》，地下都是她擦屁股的纸。我又气又恼，说：“不错，丫丫会揩屁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