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被赵幸福不幸而言中,三子妈妈没有照应我。我居然在会议讨论中被刷下来了。我这样一个老职工竟然没有资格参加集资分房,我愤怒得像狮子,跑去找三子妈妈,把她的玻璃台板一下就拍碎了。她跟我打着官腔说:“韦雄黄,你不要没大没小的,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也不掐掐你的腿巴肚子,干吗就一定要分给你?你比他们的贡献大多少?你算老几啊?他们不是大学生,也是人啊,你尊重不尊重自己的兄弟啊?你是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狂什么,傲什么啊?你不是要调动走吗,你走啊,我们不缺你。”
我叫起来:“我来这里的时候,你一家都没来!三子还是我给老于介绍的,你你你……竟然不说一句公道话,我还以为你能替我说一句!”
她那时有些为我痛心了,小声说:“你也没跟我打过招呼。……韦雄黄,你懂不懂规矩啊,做事要懂规矩的。不是我不同意的,是别人不同意的。”
我看到周围有人,就气愤地走了。我不想和她理论下去,我以为他们干事会有点公平心的,可是现在,不是。根本不是。
遇到了老于,我朝他吼:“有这一帮人在,他妈的我们这个单位迟早要倒,长江大堤也要垮!”
老于晓得我心里窝火,也就听着我话,走远。
我跑到他跟前,又吼起来。
他说:“韦雄黄,你态度也不坚决,开会的时候,我们还讨论了你的事,大家都觉得你并不真想要,觉得你是要走的人,所以,没分配给你房。”
我说:“我不想要是我的事,但我有资格!”
老于说:“不要吵了,赵幸福那么优秀,以后还不是肯定能分到政府的房?”
我回家了,但我气不平。
赵幸福知道我争取集资分房失败后,说:“罢罢罢,这样也好,有集资资格的,也要拿几千块钱,不是白手拿到房的。不过,我要你相信,韦雄黄,这是小地方,什么事,都要找人。这是在中国,必须找人。”
后来,祸不单行,我的中级职称居然也泡汤了,这我万万想不到。
和我竞争的两个人,一个走了上层路线,有上面的人打了招呼下来,另一个,把老于糊弄好了,连续几年都得到了先进,又是党员积极分子。这样,两个升职称的指标给了他们,我成了陪玩的。
我特别烦躁。评专业技术职称,凭的是一个人的能耐,根本不用花钱、找人的啊!
那一年我对中国地方的丑恶现实非常恼火,我知道那决不是一个地方的现实,而是无数万个雷同的中国现实,改革,还只是思变口号而已,丝毫撼不动它的巍峨壮丽。我觉得再也不能在这里活下去了。
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十分不好。我感冒了,连续打喷嚏,我的喷嚏声在单位里很大,人家见了我都会绕道走。
石小锁那儿子正在筹集钱,他集资拿一套套房,他遇到我,就说:“韦雄黄,喷嚏打这么响干什么?你想杀人啊?”
我理都没有理他,走开去。
我怎么什么都比不过他们?
办公室主任对我说:“韦雄黄啊,你的申报材料,是过硬的,但他们在这里已经干很久了,年龄比你大。石小锁的爸爸就是老职工。”
事实上我穷忙活了一顿,他连材料都没有给我上报。
我倍感失败,我无法对抗这个世界,我只能嘲笑自己是一个习惯性的失败者,永远的失败者,禀赋性的失败者。
丑陋的现实会让你自卑,不再强大,最后懦弱,无助地死去。
一切都被赵幸福不幸而言中,她关切地看着我,不再责备我。
我问我自己,我会认输吗?
我去找赵医生,说:“我的鼻炎又爆发了。”
他说:“哈哈,老兄,我晓得你,你是对生活过敏。”
完全是一时之想,某一天,我离开单位,走出去,搭上一辆我不认识的车,永远不回来。我出离愤怒,出走了。
我一个月后才回来,老于他们竟然也拿我没办法。
他们知道我心里窝火。
我的不安的灵魂,我的一系列失败,让赵幸福替我担心。她说:“韦雄黄,这一个月,女儿天天朝门口望,门口一响,有动静,她就以为你回来了。我晚上对丫丫说,爸爸不会出事的,爸爸很厉害,到了哪里,都能生存,顶多是不要我们了。”
那是我一辈子最灰心失败的年代,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我没有前途,也没有了过去的浪漫和狂妄,有的就是愤怒和对抗,但我却不能和生活决斗。
来年的三月份,我到隔壁县水利局去,偶然地顺手拿了一张《光明日报》回家准备包红糖,正好赵幸福在家,她说,去去去,丫丫奶奶上次来带了许多干荷叶来了。然后,她用干荷叶包了红糖,她居然学会了我们江南人的生活,手也巧得很。
《光明日报》上面一则武汉大学的招生启事吸引了我,他们在招新闻系第二学士学位生。
我对赵幸福说:“我报考这个十拿九稳。”
赵幸福问我这几年怎么放弃了社会学,而对新闻这么着迷。
我说:“我是杂食动物,对任何文科的专业都感兴趣。我现在是闲得骨头都痛!计算机在这里,也是一个摆设,新的技术革命普及到我们这里,还要十万年。我不能老是闲在家里,变成虫子。”
就这样,五月,赵幸福陪我去武汉考试。
我老娘来给我们带丫丫。她说,妈的,让一个公社书记来给你们带孩子,只准三天!
我哄她说,天下只有一个老娘,是吧?
我们在芜湖乘大轮,顺着长江,到了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