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像一条老蛇盘在瓶底。我爷爷跟第二个老婆一口气又生养了4个孩子。不过，跟包区长比，包区长的儿女还要多，光是共产风那一年，包家就收养了两个孤儿，到那时他家已总共有十几个子女了，他数都数不清，也对不上号。老包前后结了三次婚，那些子女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在中国的城市上班，北京、上海、天津、成都、长春、合肥，这个水库那个兵工厂，还有社科院、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到处都有他的子女。当年一个一个的年青人，都在我爷爷手下办走的，招工的、支边的、推荐上大学的，还有当兵的。每年，他家都走一个或两个。
搞大yao进时，那时一般示范田必须要亩产达到三千斤，包区长的实验田定下的亩产是六千斤。包区长蹲点在我们大韦庄，在我家里开会，我太奶奶在旁边烧水给他们喝。在那一次会上，包区长拍胸脯，一定要在他的实验田里每亩下下去六十斤稻种。我爷爷和他争，他就冲我爷爷发火了，眼睛也没看我爷爷，朝着旁边说：不下这么多稻种，就收不了那么多的稻，你晓得什么？我是种田出身的！你祖上没种过田的，给我闭上嘴！
他自有办法，稻籽一层一层地撒，等底下的长出来了，上面的再播。等上面的发芽了，再播一层。他就是要在稻子上面长稻子。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一斤稻种可以收一百斤粮食，十斤就收获一千斤，六十斤就是收获六千斤。
他是全区的一把手，他的实验田亩产当然要定得高。是情势把他的实验田亩产定得那么高的，区长实验田的亩产定三万斤也不算过分，因为天津的亩产都达到十二万斤了，稻穗上面能坐人，报纸上都有报道。
但我爷爷这人，在这件事上，当时就是和他很有抵触。我爷爷的家传性情显现了。
在大韦庄，老包的实验田是他自己相中的。当时我爷爷带他去看了地，我爷爷说：这块地，原先是我家大爹爹昌年的，后来荒了8年，前年才种了油菜，地很肥，你看，油菜长得很好。老包手一指，说那块地确实很肥，就叫人把一片好油菜犁掉了，翻到底下去做肥料。那么好的油菜，马上就有收成了，说犁就犁掉了。我爷爷那时不大懂事，就像老包后来批评的那样，政治上不够成熟，还认死理，说老包那样做的不是，老包就开始对他有一些看法。
不过老包看在我家祖上何野的份上，没有太计较他，说：……韦国柱，我看到你这个人脾气了，以往你跟在我后头还年轻，现在我老了，你性格就来了。你就不能熬几年等我走了？
我爷爷那个人，喜欢动笔。凡事喜欢向上面写个反映意见什么的。他给组织上写信，分析当时农村的情况，他说，解放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震荡中，各种利益阶层都进行了重组，这又加剧了这种震荡。又加各种运动、天灾人祸，把人的心理都搞得非常敏感。所有的聪明人都被搞乖了，不说话了。老百姓就像鸭子一样，任人家领。大家很容易被谣言感染，总是能预感到不幸，心里对明天没底。如今大家之所以吹大牛，其真正原因是害怕。为了不恐惧，就吹牛壮胆。
他把很多个人化的看法呈给上面，他平时喜欢分析这些现象，喜欢记在小本子上，甚至把自己的想法寄给中央。省和地区的政府组织机关表扬过他，上面的许多人都晓得中国还有一个瓶底，瓶底还有一个干部叫韦国柱。我爷爷也得意。不过，是放在心里。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此不快活。起先，区里、县里两级组织对我爷爷另眼相看，很看中他。但后来忽然一下，就对他不感兴趣了。可能是他们怕他了，以为他是一个会写字的人，会在背后捣鬼的人。
老包和他生疏了。老包对他说：听说你……经常写东西给上面。……你晓得，我是个不认得几个字的大老粗，你写的东西我可都看不懂！
我爷爷晓得，他是在责备自己。
有一年，我爷爷到陡岗去收棉花。统购统销定下的任务，要是没有人去坐镇是没法子收上来的。哪家不想做件棉袄、添床絮的？这样，每天清早，我爷爷从瓶底区政府动身，晚上回来，有时很晚才回来，天天如此。
有一天，他走到一房（村名。有一房、二房、三房、四房村名）的时候，天上老大的月亮照着。他身上带了支旧枪，还带了几发子弹，带枪也是壮壮胆和吓人。他的背包里都是钱。那时，到江边去，不是胆大的不敢去，工作分工时干部都避开那些地方。我爷爷胆气足，就敢去。
事情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情，既没人抢他的钱，也没人敢不交棉花。但是，那一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从一房走到了七房，到了陡岗那个独木桥的时候，一眼看见了对面有一个人在站着。桥两头都是沙地。长江破坝以后，江边一带都成了沙地。那天晚上有月色。我爷爷不敢走了，站在桥这头，粗声喊：哪一个？
对面的人不答。我爷爷心里想，那个人是不是也想过桥。他又连喊了五六声，那人都不答。周围没有人住家，最近的住家，离这里也有几里路。我爷爷再怎么喊，他都置若罔闻，只是定定地站在那里不动。
我爷爷想，大概他是被我吓了，可我爷爷也被他吓住了。
后来，我爷爷大喝：走开，到边上去！要不老子开枪了。
那人还是不睬，而且也不移动。
那时，我爷爷真的怕了，想往回走。瓶底离陡岗有九里路，他若回到收购站点，也有三里路。他手上有枪，于是就把子弹上上去。白天是不上子弹的，怕走火。我爷爷又大喊：到边上去，我要放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