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之前，通榆县公安局刑侦科与刑事技术科合二为一，一套人马，挂两个牌子。

刑事技术科即可侦查现场，又可侦破案件。

1982年之后，根据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刑侦科与刑事技术科必须彻底分开。刑事技术科只能勘察现场，提取痕迹物证，进行各类刑事痕迹鉴定。

这是1981年11月发生的一起积案。当时发案时是王印昌出的现场。

开通镇居民李弱仙（化名），在通榆县火车站西边烈士墓南边被强暴。后又被作案分子胁持到烈士墓南一公里处（木材公司西墙外）又一次被强暴。两处强暴现场上留下非常清楚的作案人足迹。足迹用石膏提取后，检查鞋底，认定是北京布棉鞋，鞋较新。两鞋后跟外后边缘处各钉鞋鱼子一个（桔子瓣鞋钉），鞋鱼子出现一定磨损，鞋底有鉴定价值。

1983年9月，刑侦科侦破此案的同志，发现此案嫌疑人的一双北京布棉鞋，拿到局长高献廷办公室，说嫌疑人已承认李弱仙被暴是他所为。但没有直接证据定不了案，让我对这双鞋出具鉴定书。

王印昌经过检验这双鞋后，对当时的局长说：“此鞋与强暴李弱仙现场上提取的石膏模型鞋印特征不一样。现场鞋印后跟上有鞋鱼子，送检这双鞋后跟儿没有鞋鱼子。定不了。”

局长问王印昌：“这双鞋他如果经常穿的话，鞋鱼子不会穿掉吗？”

王印昌说：“穿掉了也应该反映出脱落的痕迹，这双鞋根本就没有钉过鞋鱼子，而这双鞋的新旧程度比石膏模型上比对痕迹旧得多。”

这时，局长的嗓门有点高，明显对王印昌有指责的意思。“你王印昌勘察的足迹就是正确的？就百分之百、就一点庇漏没有？你说不是就不是？”

王印昌说：“不是作案分子留下的痕迹，不能写入现场勘查笔录，也不能提取模型。从现场勘查笔录上，我不仅写一次，我写了四次。着重强调的就是这对鞋鱼子”。

当时，局长就说王印昌，你写的勘察笔录不正确，要改。

王印昌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局长：“你懂不懂现场勘查规则，懂不懂什么是勘查笔录？我出的现场，我写的堪查笔录是要负责的。你让我改我就改呀？要改也行，你在改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否则，我绝不能改。”

局长看王印昌真的生气了，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就说：“老王，你别生气、别生气，是我不对了，行不？请你原谅。局长又把话拉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