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编辑宗旨没有改变，虽然做得远还不够好。经营方式也没有改变，《明报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现在每个月结出账来，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蚀一两千元，赚得多了，总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于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补贴。

回忆十年前筹备与出版《明报月刊》之时的情景，既觉得喜悦，也是大有感喟。那时我家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地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最初协助我工作的是许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后来有孙淡宁、黄俊东、丁望、王司马等几位加入。现在许、王两位去发展别的文化事业，各有成就，其余几位到今天还都是月刊的骨干，一直辛劳了十年。

月刊创办一年多之后，胡菊人兄由于志趣相同，放弃了稳固的职位与优厚的待遇，来主持月刊的编辑。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了。他编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风格。能有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参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运之一。他是我的围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说都相当低。台湾的《围棋》杂志给我的称号是“香港棋坛闻人”，倪匡兄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我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菊人兄是“稳健派”，败而不溃。这两种不同棋风，也分别反映在《明报月刊》最初两年和其后八年的内容上。

月刊的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十年来在沈宝新兄主持下顺利进行。“十年中一切顺利”，这句话说来轻描淡写，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划、监督和各种困难的解决，所花的心血当然殊不寻常。在经理部业务方面，长期尽力的有戴茂生、陈华生、吴志标、蔡辉霞、叶敏冰、王陵等几位。还有处理秘书事务的莫圆庄小姐。

当然，必须感谢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个刊物，不必由我特别提出来表示谢意。在执笔写这篇文字时，回想到了十年前写“创刊词”时的心情，那时是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现在除了兴奋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当我在亲自主编之时，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她在这段时间中没法照料孩子。我们的小女儿阿讷那时还只两岁多。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电话后，忙赶回家去，抱了她去请医生医治。她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望着我，我心中却在想着，这一期的《明报月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插画，发稿的限期却已经到了。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地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更加希望，到了那时候，《明报月刊》已不只是消极地企望保存一部分中华文化，而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上已做出相当贡献；希望那时候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有千千万万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报月刊》成为整个大工作中完全协调的一个部分。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