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历史观(1 / 2)

 金庸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做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而他本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下文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编者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远远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做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另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另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时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