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巴金先生

金庸

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剑桥。刚上完麦大维教授的读书课，硕士班的同学共五人，读的是拓本的《李邕墓志铭》，铭文头两句是：“物寒独胜，高不必全。”麦教授让大家讨论，我举了毛主席爱写的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为例解释，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教人以养晦为上。

巴金先生在动荡时期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坚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邕那样，“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他多活了三十几年，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幸事。

巴金这样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对李邕的评价：“文堪经国，刚毅忠烈，烈士抗节，勇不避死，难不苟免。”

彼时，我身在香港，后来读到巴金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随想录》，自忖：如果我遇到像巴金先生那样重大的压力，多半也难免屈服而写了那些他当时所写的违心之论，但后来却绝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于他文字优美，风格醇雅，更由于他晚年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巨大的正义感。

我最初读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正在浙江海宁家中，坐在沙发中享受读书之乐。哥哥见到我正看《家》，说道：“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