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1 / 1)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以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剿共内战。在陕甘一带进剿红军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先后与共产党的红军建立了联系。张、杨两将军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要求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而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张、杨的正确建议,加以驳斥和拒绝。蒋介石还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调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进至豫陕边境,以压迫张、杨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攻打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向蒋“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仅对张学良严加训斥,拒绝他的请求,而且逼迫张、杨剿共。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晨6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等。并且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陕西省政府。

事变发生后,南京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由南京政府下讨伐令,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17日何应钦派飞机轰炸渭南和三原,并扬言要轰炸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宋氏家族和孔祥熙主张营救蒋介石,并派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作过张学良的顾问)到西安试探虚实。中国共-产党得悉西安事变发生后,于19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并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与张、杨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22日南京政府正式以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代表,来西安谈判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了反对内战和寻求和平的诚意,双方于24日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蒋介石同意上述协议,并表示以个人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事变发生后,由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不一,形势发展的趋势一时难以预料,张学良恐日久生变,在与蒋介石代表达成协议后,就决定尽快放蒋回南京。25日下午,张学良对杨虎城作了简单交代,在未与周恩来商量,也未告知其部属的情况下,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以及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及全国抗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