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109旅在1933年3月12日上报的战功表中，孙治勇、江明等四人（实际是三人，但江明要求写上四人）合计击毙曰军20名以上，生俘曰军一名，并在缴获2门明治41年式75mm山炮一事中起关键作用，共奖励银元2000块！

本来，按说这战功表报上去，还得层层批复，有些有争议的地方，保不定还会给打回来重报。可是江明他们的战功实在太过起眼：首先击毙的曰军大部分是他们开着缴获的装甲车，用上边的机枪打死的，另外3个是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薇声手枪打死的，这二个场景都太过拉风，给没怎么见过世面的29军战士的造成印象也太过深刻，别人想否认都否认不了，功劳别人想抢都没法抢，更何况217团中还根本没有抢功劳的习气呢？直说人头算少了的都大有人在，甚至有一说他们几人至少打死了一个小队的鬼孑。至于缴获山炮他们算首功，也没人不服气。

几场苦战下来，217团3营的营长都换了人，军官也快死个精光，整个3营还不缺胳膊少腿、还能前后蹦跶、有后勤管理经验的，竟然只剩下老薛薛跃坤一人！好在现在的3营除开送到北平各医院的轻、重伤员，也就剩下将将200人，比原先的9连一百多号人也没多到哪里去，老薛从连司务长骤然一下升到营司务长，也没觉得这担子重了多少。

这会儿他这个3营的新管家正在给大伙发赏钱，这是大伙喜闻乐见的事儿，旧军队中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心中都明白，这正是竖立权威，增加威望值的好时机——这个时候你说什么，大伙容易记得住，容易信服。因此平时老黑着个脸、言语不甚多的老薛摇身一变为话唠，边发赏钱边念叨，一只手将算盘拨得噼哩叭啦直作响，另一只手稳稳当当的记着账簿，嘴上也没歇着，气势十足：“人家大学生，脑子就是比你们这些憨直大头兵强，你们临了能想到好几百斤重的铁疙瘩能拆零碎了扛回来？别说大山炮，就你们手上那杆新缴获的三八大盖，敢拆开来上油不？咱们29军的大当家，宋军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咱们熬得苦，可他这家当得也不宽裕，这二门山炮和几十发擦得锃亮的炮弹，自打入了他的眼就再也拨不出来了！当场就拍板，砸锅卖铁，这犒赏也要发！往日打了再大的胜仗，这赏钱也不是这般给得爽利！你们也就是个出出死气力扛活的命！这回也算是沾了过营长和孙少尉、江少尉他们的光！一人算你60块大洋，50块算卖鬼孑人头钱，另外10块算是你扛活的力资了！收了钱存放稳当喽！少在城里头三街六巷的瞎折腾！有家的给家里头寄回去，没家的存起来将来学学杨秃子就地娶个胖媳妇生娃开枝散叶！”

如此这般的润物细无声，也是旧军队中的一景。不知不觉中，既给3营的新掌门过家芳营长增加了威望，又给他相熟的杨四郎连长混了个耳熟，还将他心底也有好感的江明等四人领的赏钱这么高的事情说了明白，最后还稍带给大伙提个醒——虽说打仗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的活计，可也别忘了踏实过日子！大伙乐呵呵的一一排队上前领了赏钱，点头哈腰的直说坤叔说得是！

话说回来，60元是多少呢?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回忆道：“从1932年年初起，我研究生读完，在北平图书馆当了3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收入中算是中等偏高的收入，比之大学者的动辄三、四百大洋的月收入当然不够看，但比之平常老百姓，绝对算是中高收入了。比如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中写道，在北京城打拼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休息，能攒下多少钱？三十块大洋而已，这还是勤奋节俭的结果。3营的战士们拿命拼这么一晚，顶平常老百姓勤扒苦做外带省吃俭用两年，也算是不低的犒赏了。您还别说人命大过天，实则乱世人命如草芥，不值钱。

好不容易忙活完，薛跃坤又摸出他的大烟枪，开始抽他的旱烟，心想：“那几个后生领了赏钱后就急急忙忙的说去北平找大夫帮钱少尉看病，说是怕感染。也不知道找到大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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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29军军长宋哲元在重视舆论宣传方面，是有着超前意识的，实际上，发生在长城古北口的战斗比发生在喜峰口的战斗要惨烈得多，但是在后世你查查，有多少照片和文章是介绍中央军古北口长城抗战的？3月11日29军成功夜袭曰军，12日全国各大报纸宣传大刀队之神勇的报道便铺天盖地，但论杀伤曰军人数之多，己方牺牲之大，比之古北口的战斗却实在不在一个层面上。

原因有二，一来中央军并无反败为胜的传奇战绩可以拿来说一说，二来****当时对于长城抗战的宣传实在也并不积极。

但要据此下结论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舆论宣传的作用不了解、不重视，是不对的。原因在哪里呢？

1933年3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宣布：红军打破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3年5月1日，国民党部署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1933年7月24日，****发出粉碎第五次围剿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