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弄巧成拙，流于表面，浪费纸张，沦为笑柄。因此，我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不得不

小心翼翼，只从个人最基本真实的感受谈起。

我接触海德格尔比接触维特根斯坦早得多，早在读高中时，一位老师推荐我看《荷

尔德林诗的阐释》，很快我就被其中水**融的“诗”与“思”气质所折服。那别出心

裁、揭示本源的写作手法（后来我总算知道了这叫“现象学方法”），那些熟悉却又带

某种讳莫如深的神秘意义的用词，还有与中国道家哲学相通的哲思，这一切很难不令人

着迷，特别是中国人。

直到后来，我知道了海德格尔与学生阿伦特并不光彩的恋情，以及他在二战中支持

纳粹的立场，还有他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版中删去给胡塞尔的献词，就连恩师在临

终时，也没有到场作小小的忏悔或弥补。

这一切又使我惊讶，愤怒，失落，警惕。

我看过一些哲学家的画像和照片。康德的画像令人感受到这个头脑伟大的理性和平

和的喜悦，黑格尔的画像同时流露出刻板严谨和自信睥睨，尼采的照片给人的感觉肃穆

、凝重、深邃，维特根斯坦的照片有的带着神经质甚至诡异，有的又显现出他作为哲学

家的严峻深沉，当然，有的也不乏孩童似的快乐——总之，是完全本色的。而海德格尔

的照片，我看到的却是——世故，或者说是心机，或者说是城府。我看不到哲学思索给

他带来的平静喜悦，看不到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淳厚质朴，也看不到他对世界的爱或关切

，或是任何一种强烈、深刻、真诚的感情——尽管他的著作所反映出来的也许与此相反

。

以貌取人当然是不对的，我先自打一下嘴巴。但联系到他们的实际生平，也不得不

感叹一句相由心生，斯人而有斯相也。

海德格尔是天主教徒，其神学哲学/哲学神学亦宏深奥博，但一般来说并不把他划入

基督教思想家一系（如圣奥古斯丁、卡尔?巴特等）。除了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已远远超

出了基督教范围之外，或许还因为，他身上并不具备一个基督教徒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

。而反观终生都没有入教的维特根斯坦，却在坚持不懈地过着类似苦行僧的生活，在他

身上，有着比海德格尔纯粹得多的宗教精神。

七

但是，在国内，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得到与海德格尔相当的重视。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在国内已经是多如牛毛了，哲学论文中文风模仿他的不在少数，

即使是在非哲学类的论文中，也不时可以看见诸如“敞开”、“澄明”、“去蔽”、“

言说”、“此在”一类的字眼，其影响之巨大可以见一斑（当然影响也是双向的，与海

氏之学的博大精深也有关系）。

但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却寥寥无几。

诚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反体制色彩非常浓厚，体制内的学者不是那么容易“追随

”他的。他极力抵抗形而上学的诱惑，他赖以建立自己哲学的基础就是拆毁“哲学”的

根基，“让哲学什么也不说”，“只是显示”——光这一点就够让学者们大伤脑筋了。

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是可以提供无穷理论武器与资源的一个宝库，一棵结出了果实的大树

，还不如说他是一片已经廓清了的平地，然而后人要在这片平地上栽种出新的风景，却

是不容易的。这一点国内国外皆然。另外，对中国人来说，他的逻辑数理背景，也是相

对较难进入的。

可是，仅仅如此吗？

学理进路上的望而生畏、知难而退是可以理解的，但重气质的中国人，至少还可以

在精神风貌上对维特根斯坦产生共鸣，从而了解、亲近。但为何竟如此之少呢——反而

更多的去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失节之嫌的海德格尔？是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身上那种罕见

的真诚对我们来说太陌生，而海德格尔的世故（虽然在哲学中的表现并不明显）更让我

们安心？

这样一想未免令人觉得可悲，但幸而在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还想起了一个中国人

，那就是鲁迅。

八

抱歉我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似乎和维特根斯坦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也许我犯了随便

拿什么阿猫阿狗也来“比较”一下的“比较癖”，但在我极有限的学识范围之内，能想

到的的确只有这么一个。而且，有点惭愧地说，这样的联想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这两个人最显著的联系，无疑是他们身上那种宗教精神（而两人恰好又都不是教徒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精神，前面已有谈及，在此不再赘述。而鲁迅的宗教情怀，

在经过日本学者（竹内好、伊藤虎丸等）一连串的阐发之后，如今在鲁迅研究学界也几

乎已成共识定论了。更为巧合的是，他们二人终生都极为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

泰的作品。

他们相似的宗教精神，来源也是极为相似的——一种在他们各自文化背景中都极为

罕见的严苛的真诚/自省。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所谈论的话题，

提到鲁迅认为中国人的一大弊病在于“缺乏爱与诚”。竹内好称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

”。鲁迅的自况——“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

与“不留情面的诚实”不是很相似吗？两人都怀有极深刻的道德/伦理激情（罗素曾把维

特根斯坦的激情理解为与他自己相似的理论激情，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误解了），内心

时时充满了矛盾与张力。

鲁迅和维特根斯坦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是如此的独一无二，都像是横空出世的天

外来客，并不像别人那样可以找到与前人传统的显著联系。虽然笼统来说，勉强可以把

维特根斯坦归为英美分析哲学这一脉，但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维特根斯坦身上仍有很

浓厚的欧陆气质（譬如《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以及他那片段式的写作方式，还

有对“英格兰气质”的天然厌恶），这与他出身德语国家奥地利不无关系，但当然他的

思想也迥异于欧陆传统。因此，维特根斯坦是难以归类的哲学家。（相比起他，海德格

尔对欧陆哲学的传承性就可谓十分明显了。）

同样地，鲁迅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非谱系”现象。尽管论者可以从

魏晋风度、越地文化、存在主义、进化论甚至基督教等等一系列资源中找到他的思想来

源，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鲁迅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当当网上的一本以基督教视角

研究鲁迅的著作下，有一段评论以这样一个感叹似的问句作结：“鲁迅究竟有什么好，

每个人都想拉他入伙？”鲁迅之所以能被贴上这么多种标签，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难以标

签。

这两个看似扯不上什么关系（除了他们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细想一下其实还

有别的共同点。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讨厌剑桥的“英格兰气质”，其实与鲁迅

一生讨厌“正人君子”的“绅士气”一脉相通。维特根斯坦极为厌恶学院派哲学，甚至

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人比哲学工作者更为高贵（所以极力劝说他的学生放弃哲学职

业），鲁迅也极为厌恶所谓的会写“文章作法”的“文学家”，有遗言曰“孩子长大，

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作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两人都对下层劳动

者怀有很深的同情（因此两人政治立场都偏左，当然晚年的鲁迅比维特根斯坦更为左倾

）。

还有一点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与玛格丽特的恋爱中（这应该是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

次异性恋情），曾决定让两人分开居住一段时间以思考结婚后的未来，恰好鲁迅在决定

与许广平同居之前，也曾有过这么一段过程。直到维特根斯坦晚年（那时他爱上了年轻

的医科学生本?理查兹），还写下这么一段话：“但我容易被伤害或害怕被伤害，但这样

保护自己是所有爱的死因。为了真正的爱，人需要勇气（按：黑体为原文所加）。”这

些话让我想到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所提过的四个字：“我可以爱！”对他们来说，爱人

无疑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尽管需要的原因并不全然相同（一个倾向于保护自己，另一

个倾向于保护爱人）。

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几天，对他的密友德鲁利说：“这不是很古怪的吗；虽然我知道

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从未发觉自己思索过一种‘来生’。”

鲁迅在名文《死》中写道：“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

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可见鲁迅虽知自己死期已近，但

同样也没想到一种“来生”（即所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云云）。

究其原因，恐怕还要追溯到他们的生命态度之上。这又要回到我在前面提过的维特

根斯坦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大凡祈望有来生者，多半是因为“此生”生活有诸多遗憾或不如意，因此想在“来

生”得到弥补。依此推想，并不期盼“来生”如鲁迅与维特根斯坦者，大概是因为对此

生已无太大遗憾，毕竟已真诚地活过、爱过、思考过。虽然他们的一生之中痛苦总是多

于愉悦，但痛苦是求真之必然过程与结果，对他们来说，真即圆满（此“圆满”不同于

世俗所谓样样皆如意的“圆满”，而是一种对一个目标能终生坚持不懈的“圆满”），

即无遗憾。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经过审视（真诚的自省）

的真实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价值即意味着取得了自我认同，因此，既已认同此生（尽

管以“求真”为鹄的的此生通常都会伴随着痛苦，但“认同”同时也意味着与痛苦人生

的一种“和解”），自然无须再寄补偿的希望于“来生”了。

九

虽然同有一种非教徒的宗教性在，但维特根斯坦之死与鲁迅之死之间的不同是戏剧

性的：前者曾想到过死后的审判（尽管仍不是严格的宗教意义上的），朋友和学生们还

在他的葬礼上举行了一种宗教仪式，而且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恰当的东西”。后者在死

前想好的遗言却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以及更有名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

也不宽恕。”

如此的不同，又如此的符合他们各自的性情。

的确，两者的差异是如此的巨大，单从家庭出身已经能看出：一个是破落大户的长

子，一个是如日中天的望族中最小的孩子。一个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关

心，一个却有意无意地疏远自己的家人。一个把大量心血耗费在战斗性政治性都很强（

因此被某些“纯文学家”所看不起）的杂文上，一个大半生都在在哲学王国里天马行空

。一个对“世故”的洞察鞭辟入里，一个则始终在“世故”方面是笨拙和不自然的。

以上这些比较或许是不正确或无意义的。谈了这么多，也该收笔了。但我还是要提

最后一点。鲁迅曾说他做小说是“为人生”的，他的文学与人生密不可分。同样地，维

特根斯坦的哲学与人生也是密不可分的。关于维特根斯坦一件很有名的轶事是，有一次

他曾跑到罗素那里问道“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有点莫名其妙，维特根

斯坦又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

家。”青年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具有哲学天才而感到极度焦虑，直到

罗素肯定了他的确具有这一方面的非凡才能，他才从自杀危机中解放出来。是否具有哲

学天才，成了他衡量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的一个标准。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

在一次对马尔科姆的批评中，维特根斯坦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

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

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哲学史上

通常称之为“日常语言转向”。这样的转向在哲学家中是极其罕见的，这反映出维特根

斯坦作为一个极为严谨且真诚的哲学家，并不是单纯武断地把世界看成只是个人（常常

是一旦形成便少有或不肯有大变化的）一套理论的演练场，而是随着个人历史的延续而

不断改正自己对于世界的视角和认识，直到二者达到最终的、完全的契合——即“真”

。

从为哲学的人生到为人生的哲学，“人生”与“哲学”二者始终并肩而行，如影随

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对《宗教经验种种》

的作者威廉?詹姆士的评价，同样亦可以用于他自己身上：“他真是个非凡的人”（he

issuchahumanperson），“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为好的哲学家；他是个真正的人。

”

2011．8．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