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课是朝廷赋税第一来源，所占比重最大。每一年收入多寡，要看官盐销路多少而定，多年来萧规曹随，内中弊端重重，难以排解。而其中最大的一项弊端，就是私盐猖獗，几占到正课的三成左右，满清历任君主，无不为此事而绞尽脑汁，意图剿灭盐政走私，不过始终收效不大。

道光初年，皇帝新君登基，也曾经下大力气整治私盐贩卖，当时的两江总督蒋攸銛（音先）奉旨主持此事。最后却弄得身败名裂，客死他乡（关于蒋攸銛的事情，不是本书的范围，略去）。

继任的是陶澍，很有一番振奋精神，而且他当年任职川东道时，便整治过川省盐务，也很有手段，将个两淮，扬州等地的盐商整治得俯首帖耳，再无原来那等浮华、豪奢之气。

盐政弊端，是从淮北淮南盐场就开始的，先说淮北：积弊在坝杠。盐从滨海盐场运出之后，要经过五个坝，每过一个，就要过称改包，未改之前称一次，改之后再称一次，故称为五杠十坝。杠者，竹杠，用来抬盐之用。

过关完毕，才能最后装载大包，运往指定销售的地点，称之为‘岸’。

在五杠十坝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处处花钱，每一引盐须费十两银子，这些钱最后都要加到盐运的成本中去，等到正式落到小民的手中，自然造成了官盐的价格远远高于私盐——这也就是私盐为什么屡禁不止的原因。

再说淮南。淮南的弊政在于浮费。这种浮费的存在，便是陶澍和两淮盐商冲突极大的最主要的原因。大约是这样的：每一年除了上缴的正课之外，盐运收入中的一部分会单独开列出来，交予扬州的盐商总会，各种乱七八糟的钱加在一起，总有贰佰数十万两之多。这些钱都是写在国家盐务正课之中的，多年沿袭而下，轻易没有人敢于插手改变。

盐商总会位于扬州，由八家主持，名为‘总商’，公会名叫‘盐公堂’，公费之中一切支出，都由这八家决定，便很有了一些假公济私，浮开公费的由头，除此之外，更有为安排私人而成立的各种务本堂，孝廉堂，每一个挂上牌子就要有几个，或者十几个董事，每一年只是支给这些人的银子，就要花到二十几万两！陶澍锐意革新，只保留了作为养老院的普济堂、育婴堂、书院、义学，除了这些，其他的一切统统废除。

而实际上，除了盐商总会要靠浮费来享乐之外，还有一些人，便如同盐政，运司书役的薪工饭纸，并乏商的月折等项，盐政衙门所收的公费，匣费，也都在废除之列。（关于盐政的弊端，后面还会有仔细的文字介绍。）

那等平日里靠盐官，盐商而活的寄生虫们，一旦断了活路，自然大生恐慌，因而使用种种手段，阻挠其事，好在道光对陶澍信任有加，放手使用，历十年之久，终于收功。估计十年之间，国家增收的盐课，就多达贰仟余万两！

想当然的，他这种做法也是极度的遭恨。盐商素称豪富，平日里闲来无事，便以‘叶子牌’为消遣，本来牌上都是一些三国、水浒中的人物，因为盐商深恨陶澍，便将他以及其家人也画到牌上，有一张牌是画的两个樵夫，各自执斧，在砍伐一株桃树，以双斧伐桃（陶）咒其早死，怨毒可知。而这张牌，也是全副牌中最坏的一张——摸到这张牌，就算整把再好，也要全输！就如同牌九中的‘敝十’了。

而陶澍也算‘不孚众望’，以不到六十之龄早逝，后任的应该是林则徐，不过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陶澍死于1839年），改派陈銮奉调两江，他是陶澍的表弟，本来可以克绍箕裘，一承前任之志，不过他更加不幸，继任不到一年，就在年底病逝于任上，再其后的诸如伊里布，裕谦，牛鉴，耆英等人，碌碌之辈，皆不足数。

更糟糕的是，广东之事发作成大清有史以来最最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不论是八旗、绿营，面对英人的船坚炮利全数败下阵来，朝廷景况着实可怜，也就顾不得盐商们损公而肥了。几年的时间过去，竟是又恢复到了当年的纸醉金迷的烟花胜地，陶文毅满腔热血所铸就的成果，全数化为流水！

这都是本朝故事，龚裕自然熟知，而且他历任疆臣，于盐政弊端见得多了，也深知若不能一举荡涤泥沙，长期下去，只恐小民深为盐政所苦，就将有大不忍言之事发生，广西邪教之事，前车可鉴啊。

思及于此，龚裕披衣而起，命听差取来灯烛，坐到书案前草拟了一封奏折，痛陈盐政弊端。不过他是湖北巡抚，是管不到两淮盐政的，只能是就官盐到‘岸’之后的弊端做一番陈述，并请求在省内先做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