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千百年来，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保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北宋之后历经数个朝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二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二十九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用了五年。

此时，锦衣卫都尉府大门外，正站着《岳阳楼记》里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作者范仲淹、一个是书中提到的滕宗谅，也就是滕子京。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多年好友，两人是同年进士。当年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急。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十五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十五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贬到了岳阳。

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但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在他写《岳阳楼记》的时候还有一个典故，《岳阳楼记》最后两行半是这篇文章最经典的，是他离开鄱阳时写的。

当时岳阳太守滕子京把岳阳楼画了一张草图，寄给饶州知州范仲淹，请他写序，半年以后却没有收到。但是实际上范仲淹已经写了，也派了使者送过去，不知道什么缘故却没有送到。如果送到了，《岳阳楼记》就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话了。范仲淹是被贬到饶州任知州的，当时的心情是写不出来的。之后滕子京又再次派使者画上草图请范仲淹一定要写一篇文章，但那个时候范仲淹官越当越大了，离开鄱阳去京都，在离京都只有七八十里的地方收到了使者送来的草图，经过反思，他就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先后三次被贬，仕途潮起潮落。这次他和滕子京都被调回了京都，在汴梁城外，又遇到了迎接自己的学生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及第，本来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科举考试时，如果中了榜，那么事后，就会去当年的主考官家里递门贴，送些礼物，算做拜师。

但是王安石没有去主考官那里，递门贴，送礼拜师。反倒是去范仲淹家拜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