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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就是他的试点城市。

虽然情况不妙,但代善不走寻常路,也不走回头路,依然一根筋,找人架云梯、冲车往城里冲。

此时的锦州守将,是赵率教。应该说,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极其激动的代善,他却心平气和,毫不激动,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放几炮,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在赔上若干架云梯,若干条性命,却毫无所得的情况下,代善停止进攻。

虽然停止进攻,但代善还不大想走,他还打算再看两天。

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的,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

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松山的明军,听说客人来了,没赶上接风,特来送行。

在短暂慌乱之后,代善恢复了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

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城内的明军出动了。

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但代善依然很平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很有信心。

然后,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宁远、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正朝这边来,吃顿饭的功夫也就到了。

但代善不愧是代善,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他非常自信,镇定地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快逃。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56]

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很快代善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重围。明军毫不客气,一顿猛打,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好在来的多是骑兵,机动力强,拼死往外冲,总算奔出了条活路,一口气跑上百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魂才算漂回来。

此战明军大胜,击溃后金军千余人,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但大仗没打过,孙承宗不动,努尔哈赤不动。

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

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他就算赢了。

努尔哈赤就不同了,他的任务是抢,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但人都跑光了,技术型人才不多,啥产业都没有。据说有些地方,连铁锅都造不出来。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有补助,还有朝廷送物资,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没人管没人疼,不抢怎么办?

必须抢,然而不能抢,因为有孙承宗。

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山姆大叔。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勤劳乐观,处事低调埋头苦干,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却特能干事的类型,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

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当然,按年龄算,应该叫山姆大爷,这位仁兄相貌奇伟(画像为证),极富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都不干,他干),非常低调(从不出兵闹事),经常埋头苦干(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压根瞧不起孙大爷,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一点不折腾,什么一举荡平,光复辽东,提都不提,别说出兵攻击,连挑衅斗殴都不来,实在没意思。

但慢慢地,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

就在短短几年内,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到宁远,再到锦州,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

更为可怕的是,此人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趁你不注意,就刨你两亩地,每次都不多占,但占住了就不走,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

对于这种抬头望天,低头使坏的人,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的前进,自己大踏步地后退,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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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

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

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

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

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

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

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

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

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

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

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

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

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

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58]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

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

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

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

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

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

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事实上,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

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对于此人的描述都只有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

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

(长篇)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59]

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

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

事实上,明代的公务员,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

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长。

可问题在于,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长)、县丞(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几个人而已。

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谕(教育局长)、驿丞(县招待所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也不多。

在一个县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

然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

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就叫吏。

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

虽然国家不管,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

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

一般说来,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而吏大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

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

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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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

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即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

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

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与立,时任刑部郎中。

这位于郎中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

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

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

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

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四面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

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

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

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

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