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也是意识到，官儿不具体管事，实际事务的操作层面，都是吏胥们一手包办，官实际上管不了吏，反而为吏胥们所左右，离开了吏胥，官儿反而一事无成。

领导事实太官僚了，不依靠中层干部基层办事人员，他局面打不开。

对于这种情况，他虽极端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说他自己“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经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所以一旦他发现官儿能惩治恶吏者，便拍手称快。《明通鉴》载：“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九月，中书省奏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致死，上赐玺书劳之曰：‘君之驭臣以礼，臣之驭吏以法。吏诈则政蠹，政蠹则民病，朕尝著令，凡吏卒违法，绳之以死。奈何有司贪纵，为人所持，任其纵横，莫敢谁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两参政能置奸吏于极刑，所谓‘唯仁人能恶人也。’朕实嘉之。”

从这两段讲话可以知道，朱元璋对明代财税系统的官僚机构及其队伍的不满由来已久，他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个系统实际操作的状况，因为这是王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他容不得这条性命攸关的补给线有丝毫差失，即使发现有丝毫可疑的地方，他便要小题大做。

明代，“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著”。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抓住空印案和郭桓这样的案子，狠狠整顿与税粮有关的各级官吏。

他这样做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效果究竟如何，朱自己也知道，不可能根除，因为这实在是积重难返。

所以从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冬天起，朱编《大诰》的目的，就是下狠心整顿吏治。

向手下人等正面宣布，自己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郭桓案也许是他编《大诰》告诫全国官吏队伍的一个直接动因，编大诰的目的，则是拿即时的案件布告天下，通过案例对官吏与百姓进行一次广泛的普法教育。

他这是拿血淋淋的人头与杀戮来教育民众的，虽然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如他希望的“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其实那些没有被查的贪官，当时还在继续胡作非为，毕竟人都有侥幸心理，不到见棺材时，他亦不落泪

到了明成祖以后，各种问题又重新再现，到了仁，宣之后，在宪宗、孝宗到武宗时，各种危机又重新露头。

由此，嘉靖万历年间，海瑞在任上时，呼唤采取当年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实草的极端残暴的措施，处置当时的和贪污状况。

他这个呼唤的背后，实际上是反映了那时，对已经非常严重的贪腐局面，和贪腐的官僚之间互相包庇的网络关系的无可奈何。

当时那时，已经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朱元璋了，明王朝其实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期，但王朝的最终崩溃已摆上议事日程。它已经在倒计时。

所以我们说贪官的时候不多了，腐朽的政权时间快到了，即是这话。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明王朝的崩溃，固然有它外部因素，而内部的则是促使其崩溃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可以促使整个官僚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可以使人心涣散，令众人不把整个王的崩溃当一回事。

不管明初惩处贪腐的初效和最终结果如何，朱元璋亲自参预编著的《大诰》四编还是值得一读的，从中可以知道他那为了整治官和吏的一番无奈的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