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

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这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定义，这不是我的定义，也不是谁的定义，这是它自己属性的本意。

然而，人类社会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民众，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

华夏文明的历史上，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当时我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一点民主内涵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故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

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自然墨子是很受许多统治者所推崇的。

在这里我们不谈权力，这个说了没有，有权没权，只要系不为民谋取利益，等于是一根鸡毛在手

有权此后，官吏的监督和官吏，势必就是统治当局的一件事，也是唯一它能做的事，就是监督加审查，有没有为官的政绩业绩。

有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在做地方的管理和治理。

没有的话，这官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罢免，这个不由更多理由。

事实还造成地方民生疾苦，和各种自然灾难的还要问责。

这就是一种我们说来一句话，但是事实数千年，没有人真正理清头绪的，官僚机构的事实管理。

何况结党营私的会是一群官僚，他绝对不会是个体，这问题就来了，用一个人去对付一群贪官，它的胜算会是多少？

用一群官去对付更多的一群贪官，它的内耗亦是多少？

历来的王朝无法彻底肃清贪官误国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其一，它的国家经济管理体系，漏洞不过几百个，贪官可以很轻易的得手财物。

其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派出去的很多检查官都被最终的糖衣炮弹给打下水

其三，其过程和管理力度，不过是自欺欺人，最终无疾而终的多，能彻底肃清贪官的，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事实成功。

那么官吏如何整顿得廉洁奉公，其实就要从这三个地方来面对了。

这就叫哪里漏，补哪里。

在元大都这，我们只是谈到落实的管理方法问题，不涉及到具体的措施，至于有人举报会不会涉政你就去举报。

这是元朝的一种常识性管理。

那么建立经济管理的严谨流程和审核流程后，官吏再也找不到漏洞来扶持地方巨贾偷税漏税，也不可能违规让奸商去据实不报，坐地分钱。

那些上下级官员也因此拿不到回扣。

更没有人有多余的钱行贿，一旦被抓，全家财产充公。

这种打击，势必使得小人致命，它们不觉得划算，因此也不会走这种途径。

这就很明显的把一种趋势扼杀在襁褓中。

另外就是从根本上把每个官员的收入消费明细化，它就不可能拿到赃款有消费，到处私藏有财宝了。

任何民间高档消费场所，官员不得去，名贵高档物品，明令官员禁止不得消费，各种娱乐场所不能进入，它要钱无非是消费这些，不能消费，拿了钱也没有一点用处，搞不好还丢官，处刑，流放和丢命。

既然不值得，他就不敢这样去做了。

这是从源头去堵，从根本利益上切断。

事实上他的腐朽无从滋生。

自然，它们可以偷偷地消费，哪还有群众的举报机制在这里。举报者只要据实，一律重奖。

吏治，它在这种有效的多结构管理中，势必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