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能亲政，他自己系兴奋不已，赵范、赵葵兄弟又主张战斗。

这两个带着私人利益的货，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

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大片反对声中，此前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

也就是说臣下和民众的呼声，事实都系个屁声

他空无德政求功名，没有学识谈收复，没有大将说抗敌，没有管理论中兴，这种人是“纸上谈兵”的一种虚无管理典型。

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配置军械不整齐的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

其实他并不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北面收复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这道黄河防线。

这样的做派是不是叫勉为其难，强势上项，事实不能搞，搞得很稀烂？

于是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在这荒诞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草率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

他们的自身不愿意战的原因就有很多理由，比如南宋的兵器和弓箭短缺，很多士兵没有战马甲衣，军中的补给一直配备不足够，层层盘剥下来的军饷士兵其实都没有几个拿到完整的。

这种军队的实际战备状态，他都不去现场或者派人视察、去专访和解决问题，看人数，有六万？！可以了！他是数字学家估计。

这是能臣和官僚主义之间存在的很大的区别。

不是任意一个人，只要有两条腿一张嘴，给了权力，什么人都可以实时做好事情的。真要是有这样多的人才，华夏早就富强统一，没有了战争之患。

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虽然也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亦有他的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

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他也知道勉为其难，必然后患无穷害人害己。这就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咎由自取。

汴京守将为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

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人品恶臭、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

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

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最终进入汴京城，他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

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目前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

他的眼里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沟渠路面随处可见，一座巨大的历史名城中，没有丝毫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