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武后此前谈到，大唐恢复此前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的构想时。

我的主战就是国家的治理，得政令严明，不论亲疏。

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广开言路，广布河道。修建道路，架设桥梁。

对人才的选拔，得严格按照有才必有用的原则。

于是在高宗事实病重时

武后开始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

不仅罗列的各种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事实大为增加。

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

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此外，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当时因为开始时期，不免有人滥竽充数。但确实也选拔了不少贤才。所以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

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了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等。

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

其实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

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

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

此外对武后当时深恶痛绝的朝堂党群之势，我的说法是：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有必要的话，就启动“酷吏”来下猛药治理党群之祸。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派人暗中去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

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

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

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非常器重，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非常赏识，并能对其一一加以重用。

正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对此，《资治通鉴》的所评说也是很正面的。

武则天对纳谏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年）三月，他还设铜匦于朝堂，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

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当时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

这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很不容易做到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