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章特别行政区上

当时令进入隆武二年的八月上旬，天气已极是炎热，但在福州城，比天气更炎热的是同盟会运动的蓬勃发展。

高旭一直担心发源于江南的同盟会运动移植到福建之后会水土不服，但随着同盟军在闽海的节节胜利，直到控制了整个闽海局势之后，同盟会运动在七月底出现爆发式增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响彻了福州城的大街小巷。

对民众来说，同盟军打破满清铁骑天下无敌的神话之后，已从原先的仰慕成为了一种敬畏。这种敬畏直接转化为投身同盟会活动的催化剂。

当然，能达到眼前这种可喜局面的，不仅仅是因为同盟军的军威，还有同盟会的全民化纲领，以及高旭制定的现代式的广告宣传系统。

从五月份开始，高旭就从崇明同盟会总部把许用调到福州城，命他着手筹备同盟会的福建宣政院。这个省属宣政部的主要职责是推广同盟会的宪章和纲领，从属于同盟会总部的宪政司。

许用是江阴反抗满清剃发令运动中“头可断，发不可剃也！”的第一个倡议者，是高旭在江阴明伦堂创建同盟会的见证人之一，是同盟会事业的坚定开拓者。在同盟会崇明总部的宪政司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司理长顾炎武，高旭编撰《同盟宪章》时，也参考了他很多见解。

同时，高旭又让陈永华作为许用的助手。陈永华是福建本地人，了解福建的风俗世情，而且他博学多闻，少年老成，没有年轻人的浮躁之气。他的务实稳重，给同盟会热血式的激进主张在福建的施行，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空间。

身为后来人，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人能像高旭这样重视广告宣传了。早在创建同盟会之始，高旭除了纲领之外，也定下了同盟会的相关标识，比如会旗，会报，会徽之类。对于同盟会的宣传，许用早在崇明就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

作为同盟会的会旗，中华旗悬挂福州城的各个大小城门，包括庙会这样的公众场所，甚至在各个酒肆、客栈、商铺这样的私人场所，也分发了小型中华旗，以及最新出刊的中华报。在大街小巷的城墙上，也刷满了同盟会的宣传纲领口号，而且在定时举行集会，宣传同盟会的救国主张，解释同盟宪章的条款，还有每天早晨的中华旗升旗仪式。此外，那些社戏、闽剧也上演的是同盟军大破满清铁骑的事迹。

一句话，凡是能想到的宣传渠道，都让高旭授权许用和陈永华俩人采纳。

“我要让宣政院把同盟会运动当成一股名副其实的浪潮，甚至是海啸，卷集这福建闽海的每一个角落。至于给我们能带来的是绿洲，还是荒漠，那就要依仗你们的努力了。”

当时，高旭对许用和陈永华俩人如是说道。

许用、陈永华俩人不负高旭所望。在他们的努力下，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同盟会的宣政活动已深入到省城福州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为组成一张以福州为中心辐射福建全境八府一州的网络奠定了基础。

“会长，我们带来的不是绿洲，也不是荒漠，而是一座刚刚揭了盖的火山！”

面对中华旗下汹涌的民心，陈永华立在福州城的城头，神色自豪地对高旭道。

“是啊，”高旭欣慰地笑笑，道：“我们所倡导的理念，将会像喷发而出的岩浆一样，我们的视野有多远，就能覆盖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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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甘辉的安义镇把勒克德浑以及金声桓部的满清绿营驱逐出汀州之后，福建全省都处在同盟军的控制之下。从闽南回到福州，考验高旭的是如何把整个福建省纳入同盟会的新政体系之内。如今朱明王朝虽然已失人心，但在官绅阶层之中，大明正统这面旗帜还是有着一定的号召力。

随着郑氏家族的瓦解，郑氏少主郑森随其母流亡日本之后，高旭如今已完全替代了历史上郑成功的地位。由于有身为后来人高瞻远瞩的优势，高旭自信比历史上的郑成功能做得更好。

但要如何治理整个闽海，以及福建这样的一省之地，对于高旭来说，大方向虽然已经确定，但在细节方面，并不是外人看上去的那样胸有成竹。无论如何高旭被世人神化得如何英明神武，但在一年前，他只不过是现代的一个普通人，如今他却要站在一个时代的巅峰之上，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天下人的目光。

尽管同盟会的发展框架已经定下，但事业初创之时，他根本无法做个甩手掌柜，他得把这个框架套在一个省份的地头上，直到能正常运转起来之后，他才能腾身到局外，察看这套体系在哪个方面是水土不服的，又在哪个方面需要改良与调整的。

当然，初回福州的几天里，高旭由着桂、唐、鲁三藩的三个南明政权的使用在锦绣楼里打嘴仗，对于他们的求见一概拒之门外。高旭只是沉默着，既然他决心要在福建推行同盟会新政体系，要在南明这个腐朽的体制之外自立，那就无需理会这些南明使者的喋喋不休。

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只要高旭拥有同盟军这支力量，以及同盟会的这个治政组织，面对南明这个腐朽官绅阶层所缔造起来的蜘蛛网，高旭只需要一力降十会就足够了，凭着同盟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强势地推行同盟会的新政体系。

但是，刘中藻、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支持高旭的隆武旧臣们，每日要面对桂、唐、鲁三藩使者的游说，也是烦不胜烦。对于高旭打算完全抛开大明正统这面旗帜自立的用心，他们自然是心知肚明，但是身为大明遗臣，他们对于大明正统也有一番眷恋之心。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私底下里，张肯堂对刘中藻道：“总理事的态度如此暧昧，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为主，如何堵得住这天下的悠悠之口啊？”

如今对于高旭的称谓，在同盟军中皆以督帅相称，但在同盟会内，则以总理事称之。由于处于初创期，在同盟会的执政体系中，对于各级机构负责人的称呼极其简略，比如中枢三司的负责人称为司理事，相当于知县的则称县理事，知府则称为府理事。当然，能被称为总理事的，也只有同盟会的创始者高旭一人。

刘中藻也是叹了一口气，道：“那以张大人之见，该当如何？在桂、唐、鲁三藩之中，该奉哪一个的诏？”

这问倒了张肯堂了，他沉默了一下，道：“要论与忠烈帝（崇祯）的血统亲近来说，无疑是桂藩永历最为适合。但是当日桂藩初在广东肇庆登基的时间，收到赣州失守的消息就逃到广西梧州，如此临危失态，大失人君之仪，着实当不上中兴大任。要不是当时广东无主，那唐藩绍武也无法趁机在广州再立为帝。而且永历朝廷的首辅丁魁楚乃平庸之辈，且又无容人之量，使得永历朝政乌烟瘴气，毫无清明之象。”

张肯堂又道：“要论与隆武帝的兄终弟及来说，自然当奉唐藩绍武的诏。但是绍武朝廷只是大学士苏观生趁着永历君臣临危逃亡的机会，在广东拉拢部分官员建立的，基础极为薄弱。连广东省的一些名绅如曾任前朝大学士的何吾驺、陈子壮，以及兵部侍郎张家玉都联名来信，反对绍武再立。潮州人杨明兢赤手空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十万，居然被委任为潮惠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