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些案例，其原籍或作案国均与加签署了正式引渡条约，但加司法方仍以“缺乏监督”、“缺乏保证”、“司法不健全”、“对嫌犯可能不公平”等为由一拖再拖，而中国和加由于司法体系分属罗马法系和海洋法系，差异本身较大，加上又至今未签署双边引渡协定，仅凭并无约束力的《中加刑事司法协议》和纲领性的《联合国反腐公约》协调，自然更困难重重。

雪上加霜的是，加方在处理这类司法案件时往往受到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加两国政治制度不同，自加现政府上台以来，双边摩擦屡屡，去年加成为对华贸易额不增反降的唯一西方大国，有矛盾再加上缺乏沟通和了解，自然让双边在司法范畴的互信更难达成，此次判决中法官提出“缺少可信保证”，而事实上“外交承诺”本身，就自然包含复核和监督的元素，法官就这条提出质疑，无疑表明他所声称的“信任中国官方保证”其实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而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加引渡法形成于1877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之一，加国也是最早和中国进行双边引渡谈判的西方国家之一，但赖昌星和无数中外贪官、罪犯却正利用加的司法漏洞和人为误区，在这个被斥为“贪官天堂”的国度逍遥法外。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甚至邻国美国也颇有怨言：许多越战、伊战逃兵在加寻求庇护，这个皮一扯就扯到现在。

其实这种现象最大的受害者是加拿大及其国人，白白消耗的巨额司法成本均需由纳税人承担不说，这些犯罪分子得以长期滞留加拿大，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更不用说“贪官乐园”这个不光彩名词给该国造成的全球性负面影响了。不但如此，由于打官司、请律师都需消耗大笔金钱，无形中形成了“越有钱越能赖”的现象，那些坐拥大笔不义之财的赖昌星之流可以长久耗下去，而贫困的普通非法移民却因无钱打官司被很快遣返，这显然和加一向标榜的“人权、公平”自相矛盾。

迫于国内外的抱怨和压力，加政府也曾做过一些改革尝试，其中以1999年动作最大，但由于积重难返，加上政治因素不断影响司法改革，结果很快流于一纸空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赖昌星大约会在加赖上相当长的时间，除非以下两种情况至少一种发生：赖在官司中耗尽家财难以为继，或中加之间完成另一次“不判死刑引渡或遣返”的成功司法合作、并成为赖昌星的“前例”。